美国学者史蒂芬·普林斯（Stepher Prince）曾惊叹，如黑泽明这般地位崇高的电影大师，在西方竟罕有与之相称的研究专著。搜索中国内地电影研究书目，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当下中国最著名的两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竟也同样命运，虽然重要报纸杂志上的相关研究文章连篇累牍，但是，除了王一川写过《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陈墨写过《张艺谋电影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陈凯歌电影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近年来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著述竟也寥寥。 这三位执著于人性表现的著名导演，被出版界疏忽了，不管有意无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并不是因为“同病相怜”才对时空暌隔的三位电影人进行下面的蒙太奇拼贴，他们各自构建了丰盈独特的人性世界，在比照中可以使彰者更显，隐藏的部分在不同坐标系的映衬下也会袒露出来。 两代电影导演的人格构成及人性表达 当黑泽明凭借《罗生门》享誉世界时，张艺谋、陈凯歌尚未出生；当张艺谋、陈凯歌名满天下时，黑泽明已基本淡出影坛；更主要的，黑泽明已驾鹤西行，似可盖棺论定，而张艺谋、陈凯歌二人正值“知天命”之年，对于电影导演来说是“黄金岁月”，当然，对他们来说，艺术上的困顿与变数也不会少。 陈凯歌的自传《少年凯歌》大致呈现了他与张艺谋等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人性底色。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段落：一是描述“文革”中与父亲的关系，这引申出自《霸王别姬》以来陈凯歌一贯的“爱与背叛”的叙事主题，尽管陈凯歌有些故弄玄虚地演绎了《无极》的意旨，但这部数亿元投资的商业大片仍根自这个核心的人性主题； 二是揭示母校——北京四中在特定时期的群体生态及其后续命运，这让他对民族文化根性（如群体意识、极权专制、泯灭个性等）进行深刻体验与反省，这在《大阅兵》、《孩子王》、《荆轲刺秦王》等影片中多有表现，其核心观念是个体的人性发展和情志欲求与集体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律令的矛盾冲突。他在书中描述的许多经历被或明或暗地转换成银幕形象或隐喻场面，如《孩子王》中的烧山垦荒、《霸王别姬》中的焚书批斗等。 陈凯歌和张艺谋是将灾难经历变成人生财富的一代人。陈凯歌的艺术人格冷峻内敛、反省质疑，还带着艺术家的狷狂与自傲。张艺谋则以另一种风格释放内心蓄积的能量：恣情狂放、绚丽唯美，同时又有着审时度势的机敏与妥协。同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陈凯歌更自我，甚至有些固执，这种带着些许偏执的艺术人格直接影响其创作：其前期的《边走边唱》、《孩子王》过分直露地揭示所谓哲理，反而在艺术形态上显现出某种幼稚，看似深刻，实无生命质感；其后来的商业大片《无极》被戏称之为“先锋”、“实验”，其实并不是指其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或叙事结构的复杂性，而是指其“玄之又玄”的影片主题——竟然将一个俗常的争风吃醋的故事衍生出一套人生哲理。由是观之，虽然陈凯歌的电影前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骨子里的那种孤傲自我的艺术气质没有变。与张艺谋相比，陈凯歌更接近于一位有着延续艺术格调的“电影作者”。 与陈凯歌的内在坚持不同，张艺谋的电影一直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张艺谋作品中的人性表现虽然张扬，但与主流价值观念总有某种契合。《活着》是张艺谋惟一在国内被禁映的影片，原因是触到了题材的“政治红线”，虽然不能否认，《活着》是张艺谋迄今最细致深刻地表现人生形态的作品，但其“活着”的人生主题与黑泽明的《活下去》相比，缺少“刚气”和“主体意志”，那种被动无为、随世俯仰的人生姿态恰恰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中主流的“小国寡民”的人生智慧。 张艺谋的创作不像陈凯歌和黑泽明那样脉络清晰，他的特点其实很像美国的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是美国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念的化身，张艺谋的情形要复杂些，由于中国内地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及其意识，他的选择也便带有某种“时尚”色彩。仔细梳理，张艺谋“暗合”主流的流变史大致有三个阶段：创作初期的80年代中后期——崇尚反省反思的精英文化对他有很大影响，《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尽管被有些人指斥为“伪民俗”，但其或狂放、或压抑的人格形象，的确呈现出当时的思想景观，这些表现并不具有原创价值，而是贴合了当时反省反思的社会思潮。9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意志的加强，张艺谋走到了一个“尴尬”时期，《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几乎每部影片都不相同，除了《活着》外，精英意识已不见踪影（其实，如前所述，《活着》的“精英意识”也颇值得怀疑）。他试图在国家意志、市井文化、艺术趣味间寻找平衡，“倔”、“艮”、“纯”等简单明了的性格人物成为影片主体，人性表现外刚内柔，与社会上的各种价值体系不存在任何对立冲突。新世纪以来——《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使张艺谋终于走向了更纯粹的“电影化”，“第五代”肇始于“意义”的深刻与影像的本体表现，这也构成了艺术压力，成为“第五代”导演很难解脱的“惯式”。《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与《无极》相似，在一个商业类型片中加入所谓“天下”的哲理，既被精英批评家指责为谄媚于强权，又违背类型片的叙事规律，呈现出“第五代”意义营求上的余韵，但将之直露地放置于商业类型片，又“庄重”得不合时宜了。《十面埋伏》则汲取了教训，它抛开了 “第五代”的沉重意义，叙述了一个不甚圆满、但色彩缤纷的情感武侠故事。 《千里走单骑》开始有了细腻的情感与人物表现，主题是放之全球而普泛接受的人情与人性的创伤与沟通。由最初《红高粱》的人性狂欢和《菊豆》等的人性扭曲，到了《千里走单骑》的人性回归之旅，张艺谋的影片越来越温馨抚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