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要写嗅觉 欲在银幕上写嗅觉绝对是一个冒险，更是一次对电影影像的挑战。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小说版《芳香之旅》和影片《芳香之旅》基本上同时出现，这是由诗人覃贤茂从电影重写的小说，显然是要加深或者拓展观众对电影《芳香之旅》的认识，在小说和电影之间产生互动。 “影视小说”《芳香之旅》，似乎是立志要写一部和嗅觉有关的小说，甚至是一部从嗅觉出发的小说。这个立意倒是很宏伟。因为嗅觉虽然微妙，但是若能成功地变成文字，在文字中看到、想象到“芳香”，这必然是件很有创造力的事情。万方曾经写过《香气迷人》，写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有与众不同的嗅觉，能够帮助年老的金奶奶找到厕所，能够闻到海棠花的香味等，最后他成了一名品酒师。小说主要写他成年之后的事情，嗅觉的特异在成了他的职业之后，就没有什么特殊表现了。万方的文字很好，可是《香气迷人》的香气，似乎还是没有被写到完美的程度。 在“影视小说”《芳香之旅》中，油菜花的香味是浓郁的，进入大山之后的空气是清凉湿润的，而梨花的香味，则是清淡、素雅、若有若无的，但是从感觉上讲，则是执著而尖锐的。在这一切气味的基础上，作者写到：“只有亲自经历过那趟奇妙旅程的人们，才会真正知道，那确实是一趟奇妙的芳香之旅呵！即使在很多很多年以后，春芬都不会忘记，那种深处的记忆，嗅觉上特殊的记忆，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丝毫的减弱。”这个对嗅觉的珍视，可以说是这部小说最初的引发点，生理上的引发点，就像小说讲的，“嗅觉上特殊的记忆”，它有强劲的留存能力。 但问题是将嗅觉做电影的片名，其“芳香”到底怎样在银幕上显现？ 对于从未在油菜花丛中漫步过的观众来说，他（她）是否能够在银幕上看到一片无边的油菜花的时候就想象出那浓郁的香气？对于甚至不能辨认梨花和杏花或者海棠花的观众而言，他们在银幕上看到梨花村的梨花的时候，是否也能够想象出那种梨花所独有的气味？也许，即使想象不出“芳香”来，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这是观众自身的知识有限所造成的。 但电影应该弥补观众的这个缺陷，既然写“芳香”是这部电影的出发点，既然电影以芳香命名。如果说，大片的油菜花和梨花的画面还不足以让观众感觉到“芳香”的话，那么导演应该在影片中挖掘更多的更深刻更隐秘的因素来写“芳香之旅”的“芳香”。但可惜的是，这个深刻、隐秘的因素在电影中很难发现。 银幕上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初中语文教材上，普遍选用了杜鹏程的散文《驿路梨花》，相信这一篇文章赋予了许多甚至没有见过梨花的人以深切的喜爱梨花的心情。在旅行者急切地想要找到歇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梨花，文章写到：“有梨花必定有人家！”只这一句话，人对自然的信赖，对人的信赖，对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深情厚谊，都在里面了。所以，当他后来写到梨花落在人的肩上，写在小屋子里看到了新鲜的水、米、盐甚至是生火的火柴和柴禾的时候，由这一切所带来的感动，都和梨花交织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艺术作品中，梨花的芳香不仅仅是作为一类植物的芳香，它是人的复杂的情感和认识的综合。杜鹏程写《驿路梨花》的年代，正是《芳香之旅》那梨花盛开的画面所涉及的年代。所以，要说梨花的芬芳，《驿路梨花》的芳香更有历史的真实性。 在《芳香之旅》中，没有看到隐秘的、深刻的能够引动观众嗅觉“通感”的“芳香”，这应该与影片所描写的生活缺乏真实性，对真实的生活缺乏深切的感情有关。 从诸如《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一类影片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在一些新的电影导演的作品中，看不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看不到中国社会原生态中的人们的真实的感情。两个男知识青年，来到贵州的乡村，操着带有贵州腔调的“板正”的普通话，为乡民说电影、说小说，从而召唤了一个当地少女要去远行的萌动的心。这个故事本身没有问题。戴思杰对影片主题的解释也有道理：“不是写爱情，是写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是道理并不能掩盖问题。问题之一在于，“文革”当中年轻人阅读巴尔扎克，可否升华至文化冲突的高度？这是“文革”时代青年人的高度，还是数十年居留法国的中国作家或者中国导演的高度？问题之二在于，那些主要人物在影片的人群中所处的位置，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十分可疑。这些人物从学校来到了乡村，依然坚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阅读观念和生活习惯，并且在这一种观念中怡然自得。这也没有什么错，问题还在于，当时如火如荼的红色的革命生活对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到底有没有可能产生强大于此的影响？当时代巨变开始之后，当新时期到来之后，知识和艺术重新获得它的社会地位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普通人的劳动生活对知识分子产生不了重大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知识青年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他们有没有可能是热切地想要融入到那种劳动者的生活当中去？作为年轻一代的并且长期远离祖国生活的导演戴思杰，他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当中所写到的“文革”，就不如经历过“文革”，并且一直热切关注祖国的历史和命运的导演谢飞在《我们的田野》当中对“文革”生活的表现，在真实性方面，在时代所赋予人的感情方面，更能够感染人。《青春祭》也是这样，李纯和《我们的田野》中的希南、七月、肖弟弟一样，全身心地想要融入劳动者的生活，而不是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一样，千方百计要和劳动者脱开干系。所以，当人物的生活和人物的感情真实的时候，人物所闻到的气息或者芳香，才能够被观众闻到。 并不是说哪一种生活更值得人们去过，也不是要拒绝导演在电影中表达的判断，而是说当人们为自己的故事选定一个历史背景的时候，观众有理由对发生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的生活有属于特定历史的期待。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样的影片，基本上让观众的历史认知期待落空。而那些优秀的导演，他们为了将自己的人物放置在合乎历史的环境中，为影片的真实性所做出的工作，是令人惊讶的。马丁·斯科塞斯1993年拍摄了《纯真年代》，剧情描写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小说原作获得了 1921年的普利策文学奖。为了让19世纪纽约上流社会的习俗在影片中真实再现，导演在正式开始拍摄之前，花了7年时间研读原著，又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前期工作；服装、菜肴、住宅装潢、人物谈吐举止都非常考究，并且还聘请了12位以上的科学顾问，为美工提供咨询。这些数据和素材说明，这个导演为了获得环境和人物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花费了大量的超乎想象的辛苦劳动。反过来也说明，他相信自己的认识并不能代表另外一个时代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