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瑜的独特经历、早期创作及其风格的形成 孙瑜，原名孙成玙，原籍四川自贡，生于重庆。其父是清朝末年一位诗人、学者，曾在川西、江南、河北等地执教。他自幼爱好广泛，对中国古典侠义传奇、市井小说、诗词歌赋都曾涉猎。特别是幼年在乡村生活的情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记忆中成为了最具诗意的梦幻田园，构成了孙瑜独特的心理和情感世界——播下了后来孙瑜作为电影诗人的基因和种子。孙瑜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迷上了电影和诗歌。三年级时他参加了当时的影评比赛，获得大奖，而评委中有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大家的朱石麟和费穆，主办人则是后来改写中国电影史的联华影业公司的老板之一罗明佑。孙瑜在学习期间就开始翻译杰克·伦敦和托玛斯·哈代的中短篇小说，观看格里菲斯的影片，阅读从美国订购的《电影编剧法》。1923年孙瑜留学美国，虽志在攻读电影，但迫于当时国片地位低下，电影工作者常被嘲讽为“拍影戏的”，只好谎称去进修文学和戏剧。在威斯康辛大学，孙瑜选学了莎士比亚、现代戏剧、德国语言和西班牙语言等课程，毕业论文是《论英译李白诗歌》。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编导，又转入纽约摄影学院学习电影摄影、洗印、剪接。1926年，孙瑜回国到上海正式开始他的电影生涯。第一次的电影尝试是做编剧，但去明星公司应聘遭到了拒绝，第二年他进了长城画片公司，并于1928年编导了处女作《渔叉怪侠》（原名《潇湘泪》）。第二年因公司不景气转至民新影片公司，自编自导了表现两剑客之间友谊的影片《风流剑客》。这两部影片尽管在题材内容上为时俗所囿，但在表现手段上有新颖之处，因为有着自己的叙事理想而显得清新脱俗，其浪漫主义的创作特色已初露端倪。当时就有评论指出，孙瑜好像受了“新浪漫派的影响，能从污秽的社会中搜寻出一段满含着诗意的浪漫的质料出来”。[1] 孙瑜借鉴了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尤其是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将戏剧性和抒情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另一条道路，“轻倩和飘逸，正是孙瑜的特点”。[2] 亦即孙瑜电影的诗化创造精神和诗意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中国古典诗歌意蕴及其技巧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无声电影大多属于滑稽片，其放映场所并非专业的影剧院，而是附设于游乐场或马戏团的大棚内。所以，电影在民众的眼里并无艺术性可言。1925年前后，一批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艺家和曾留学西方专攻电影的知识分子归国转入电影界，他们开始提出“为人生而艺术”、“提倡艺术，宣扬文化”的口号，参与制作了一批具有电影艺术手段和表现技巧的中国早期的无声电影。其留给观众的印象是，所谓“艺术性”的电影，就是制作认真的电影。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制作精良的电影已难寻踪迹，但电影公司却继续以“艺术”为幌子招徕观众。“近来，艺术艺术的一片声浪，充溢于上海的电影界，制片公司摄毕一部影片，必冠以艺术的影片之美衔，一若不是这么做法，不足以显示其片成绩之优良，而逗起阅者的注意力，购片商也以艺术片为唯一的需要。”① 然而事实上，那个时代低趣味的观众对所谓的“艺术片”并不买账。郑正秋感叹道：“今之大多数观众……欢迎火爆，不喜冷峻，于是作剧者，亦偏重剧烈之事实，如杀人放火、穷凶极恶之徒，常为观众所见之于银幕，善者极善，恶者极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又为千篇一律之剧规，盖不如是，即不能使观众大快人心，不如是即不合观众眼光也，其描写者是否真的人生观，是否社会上真有其人其事，则非观众之所问矣”。② 鉴于中国无声电影的当时情状，人们对电影是否是艺术本身也提出了质疑。“近来常有人说，电影是一种艺术，这实在是一句很不妥当甚至错误的话。这正如把文字叫作文学一样的错误……电影正和文字一样，同是表达意念行为的工具……电影本身，我们可以明白完全不是艺术，所以，现今一般人把电影当作艺术，即使不是完全不对，至少也有一半的错误。”③ 正因为如此，直接参与中国电影左翼运动的柯灵后来这样写道：在所有的姐妹艺术中，电影受新文化运动洗礼最晚。新文化运动发轫以后，有十年以上的时间，电影领域基本上处于新文化运动的绝缘状态。④ 1930年，电影皮包公司林立，粗制滥造，打一枪换个地方，各影片公司摄制的武侠神怪作品占去了同年所有出品的80％左右。一些“为人生而艺术”的公司如“长城”、“神州”等则因“曲高和寡”而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孙瑜开始电影创作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极其无序和混乱的市场状况。无论是上海观众还是南洋市场都喜欢“火烧片”与“古装片”。孙瑜曾经写道：“据说对武侠片，南洋群岛的片商评价购买影片的标准是：十本片子打了十本的是甲等片；十本中只打八本的是乙等片；至于十本中只有四五本开打的就算不及格，只得贱价出卖了。”在此背景下，真正关心国产电影前途的电影创作人员忧虑武侠神怪电影制作中暴露的“自杀政策与文化退步”。[3] 观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观众，也都急切地盼望着内容和形式都有所突破的国产影片的问世。 联华影业公司的成立，为孙瑜提供了用武之地。“联华”成立伊始，就打出“复兴国片”的口号。罗明佑曾亲笔撰写了《宣言》：“国产片之于今日谓为衰落耶，则社会之需要方兴，民众之兴趣极厚……上海诸影片公司昔如雨后之春笋者，今乃若秋后之寒蝉，不独产额锐减，抑且声名狼藉。然则国产片固可为而不可为耶？曰否。一言以蔽之，凡事漫无宗旨，舍正道而勿由者，未有不失败也。鄙人不敏，营影业于华北者十余年矣，以艺术为前提，以益世为职志，鄙之所抱之宗旨也。不合乎此，不敢为亦不屑为也……今鄙公司得国内同业团体之赞助，乃先与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合作，而开始自制影片。吾人之宗旨亦有四端。请分而析之：一、普及社会教育也……二、对抗外片之垄断也……三、提高艺术及道德也……四、尊重演员人格也……以上四端，为鄙人历来之志愿，亦即此次自制影片所抱之宗旨也。”[4] 应当说，罗明佑的宣言是切中要害的，顺应了时代和历史的潮流。1930年夏，作为“联华”的开山之作，罗明佑编剧、孙瑜导演的《故都春梦》终于制作完毕正式向观众推出。为了使《故都春梦》一炮走红，罗明佑和黎民伟根据当时的情况，为《故都春梦》精心拟定了广告词“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品影片之先锋队，北京军阀时代之燃犀录，我国家庭之照妖镜”，在各大舆论工具上播出或刊出。《故都春梦》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处理都显然高于粗制滥造的武侠片，的确使人耳目一新；同时，在“复兴国片”的口号招徕下，《故都春梦》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很快就打破了各埠的卖座纪录。同时，从明星到联华的阮玲玉作为女主角在片中的表演完成了她由本色演员到性格演员的转折，因而，《故都春梦》也成为阮玲玉表演道路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