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学术界通常将艺术分为主流艺术、精英艺术和大众艺术三类，其中，主流艺术最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崇，这通常指的是主旋律艺术。主旋律艺术有它存在的特殊意义，对于构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进取心与图强意识，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不容乐观的现实：许多主旋律艺术（本文重点以影视剧为例）虽有国家支持，有为数不少的财力投入，但往往卖力不卖座，不少获大奖的影片却最终不为人所知，甚至在单位包场、免费观看的情况下也备受冷落。究其原因，正是其中许多影片在主人公形象塑造上存在着通病——支撑主人公行动的，不是道德情感而是道德义务，不是开放道德而是封闭道德，因此影视剧只能以贫乏的道德说教来打动人，但结局往往适得其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以柏格森的道德理论来作出回答。 一、是“抱负”而不是“义务”：柏格森眼里的开放道德 曾以一本充满诗意情调的哲学著作——《创造进化论》获得192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以其独到的学术见解在当时久负盛名。在80多岁的晚年，他积一生之思想精华，出版了最后一本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试图对道德与宗教问题作出新的回答。书中的一些思想亮点自不待言，而于我们最有启发意义的，当是他的道德学说。他关于“开放道德”的论述，对于我们的主旋律艺术创作，是很值得借鉴的。 在柏格森眼里，道德可以分为两种：封闭道德和开放道德。什么样的道德是封闭道德呢？柏格森解释说，封闭道德是一种以义务为特征的道德，它源于社会施加给个体的压力。这种出于社会需要的道德具有几大特征：第一，它源于义务，要求个人的是“服从”；第二，由于封闭道德强调服从，因此，道德践行者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中；第三，封闭道德只能促使人用机械的理智去解决问题，而无法激起人的情感，“若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此种灵魂就会表现出漠不关心与无动于衷，就会处于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的‘不动心’或‘不动情’的状态之中。”“若从积极方面考虑，……那么它的生活便是沉思。”① 这种对于万物漠不关心的沉思状态，柏格森称之为“独立超然的立场。”② 相比之下，柏格森更为推崇的是“开放道德”。什么是开放道德呢？柏格森认为，开放道德不是出于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压力，而是出于个人的抱负和创造；不是对规则的遵从，而是对崇高境界的追求。开放道德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它体现的不是社会义务而是个人抱负；第二，在开放道德影响下，个人的行动是出于自我的选择，因此，在内心不会激起源于自我利益的对抗；第三，开放道德激起的不是人的理智，而是人的情感。“那些以身作则的人是如何使其他人追随其后的？在这种情形中，相当于社会压力的那种力量是什么？我们绝无选择。……除了情感，并无影响意志的直接行为。”③ 柏格森关于“两种道德”的区分是富有洞见的。他向我们表明，封闭道德只是“起码的”、“低于理性”的道德，它以压制与义务为手段；而开放道德才是“最高的”与“高于理性”的道德，它源于个人的崇高抱负，依靠的是榜样的召唤力量。人类社会如果能够始终前行，人的道德素质如果能够不断提升，那么就必须依赖于开放道德而不是封闭道德。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的教育体系来说，道德楷模的召唤作用远比道德规范的压制作用来得有效得多。 二、当前国内主旋律影视剧的通病：封闭道德一统天下 毋庸讳言，当前国内主旋律影视剧的创作是比较尴尬的：一方是政府部门的大力投入，一方是普通民众的冷漠和逃避。不少主旋律影视剧在民众的眼中成了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政治报告片。为什么主旋律片会遭遇如此偏见？影视剧中那么多两袖清风、浩然正气的无名英雄或者人民公仆，为什么只是让为数不少的普通百姓看了之后无动于衷，而很少有人真正受到鼓舞，去学习效仿？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主宰许多正面主人公行动的是源于社会强制的“义务”，他们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道德常人在面对社会道德压力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无助和彷徨。虽然他们作出的选择是令人钦佩的，但解决问题的手段却是让人惋惜的。人们尊敬他们，但不愿学习他们。而这几乎是目前国内许多主旋律影视剧存在的通病。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先来看一部2000年前后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主旋律电影——《生死抉择》。 《生死抉择》是近年来国内表现反腐倡廉题材非常成功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2000年下半年以1亿4千万元的票房收入傲视各地票房群雄，并于次年获得中宣部第8届“五个一”工程奖特等奖。该片以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的艰难改革为线索，通过一系列权与钱、忠与奸、爱与恨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塑造了某市市长李高成、市委书记杨诚等一批正直的共产党人形象，同时入木三分地刻画了郭中姚、陈永明等一批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影片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这无论从它的票房还是从它获得的奖项都可以看出来。然而，如果深入追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主宰主人公李高成行动的，不是开放道德而是封闭道德。他的行为正吻合了封闭道德的几大特征：第一，他的所作所为乃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而不是出于本人的志向与抱负，主宰他的意念是“我应该”而不是“我可以”。石里克说过：“按照我们的观点，出于义务而做好事的人的道德水平，要低于那些出于倾向而做好事的人。”④ 影片中我们看到李高成奋力掀翻了腐败分子的满桌酒席，凛然撕毁了腐败分子的假兼并合同，郑重把30万元巨款交给书记杨诚并与之紧紧握手，慨然带着女儿送妻子投案自首并深深一揖……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李高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正气与胆识，但我们也看到，李高成这么做了，但他也只能这么做，他除了制止假兼并、举报妻子以外，别无选择。他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是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远还没有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程度。第二，由于人物的行为是因义务和责任而起。所以主人公时刻处在矛盾之中，他压抑了为自己谋划的“小我”，以顺应社会化的“大我”，因此他行动的时候是痛苦的，远没有本真的快乐。我们看到李高成对于自己的“小家”是有顾虑的，所以他才要进行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爱自己的弱智女儿梅梅，另一方面又要把妻子受贿得来、给梅梅绘画用的名贵花草物归原主；一方面他爱自己的妻子吴蔼珍，另一方面又要把她送进监房。此外，我们还看到，李高成对于自己的“小圈子”也是有顾虑的，所以他批评自己昔日的老部下、腐败分子郭中姚时才那么痛心，与提拔了自己的老上级、但同时给腐败分子撑腰的省委副书记严阵进行斗争时，才那么沉重。他的作为是正确的，但他又是矛盾的，更是痛苦的。他向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当一个受“义务”支配的行为人，需要用“大我”压制“小我”时，是多么地心力交瘁和无奈。所以，与其说影片告诉我们反腐可以为社会带来多少利益，毋宁说它同时提醒了我们反腐需要个人付出多大的代价。而这种负面作用足以吓阻众多想学英雄人物、但又难以割舍“小家”与“小我”的普通人。第三，由于主人公是在封闭道德模式下行动，所以他赖以打动别人的是理智而非情感，但理智所起到的教育效果与情感比起来，却要大打折扣。影片向我们集中展示的，就是当一个人陷入国家与个人、社会与自我的冲突之中时，应该如何正确地谋划。李高成的多数重大举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理智权衡的。然而，封闭道德的这种靠理智打动人的说教方式，效果却绝不理想，正如柏格森所说，理智“不可能对抗情感与自我利益”⑤，所以，它只能激起“漠不关心与无动于衷”，最好的结局是使人陷入“沉思”。难道李高成的结局不就让不少“庸人”感到无动于衷吗？更多的人则陷入了沉思。有人因此怀疑：如果不是廉正者的官位比腐败者的官位高（腐败的省委副书记严阵是靠了清明的省委书记出山才落马的），那么李高成将如果收场？所以，“清官反贪官必须有靠山”，⑥ 甚至有人还撰文对《生死抉择》中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质疑，比如李高成在处理腐败问题时为什么没有公务回避？⑦ 如此等等，都冲淡了这部影片的正面影响力，因为它只是促使我们许多人理性地反思“反腐”的程序性和可能性，而不是激起他们乐于反腐的激情。人们从对腐败咬牙切齿但又熟视无睹的状态，走到“应该反腐”这一步，就止步不前，他们陷入了沉思，希望别人紧跟崇高者的步伐但自己却徘徊观望。他们虽然坚信腐败应该反，但对反腐胜利的可能性表示担心，或者对因为反腐需要牺牲自我感到难以割舍。这种理智激起来的道德感被柏格森形象地称之为“半截德性”。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