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的文学并不悲观 莫言（作家）：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大量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文学理论、哲学著作等等，在文化艺术方面西风劲吹，这对于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外部刺激，使我们这批当时的年轻作家感觉到眼花缭乱，有时候也如同醍醐灌顶。我们过去读过的文学，我们所写的文学跟他们一比较就发现确实有很多的问题。如果看过中国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读过文革期间一些文学作品的人，都会对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基本变化有了解：公式化、概念化，思想是统一的，人物是类似的，设置都有预定的模式，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连3岁的小孩儿都能判断，绝不允许写什么中间人物。50 年代关于中间人物有过激烈的争论，不能写坏人身上的人性，更不能写好人身上所存在的缺点，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恶鬼，所有的文学都被限定在政治的范围之内，超越了带有普遍人性的、能够被人类共同感悟到的普遍感情的东西都是不能在描写和不能书写之内。因为长期的禁锢，大家已经感到这非常正常了，尽管在50年代、60年代有许许多多的作家、诗人，包括电影和话剧各方面的艺术家为了挣脱锁链进行抗争，但是每次抗争都是以惨败告终。 文化大革命结束，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毛主席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结束，新的时代为思想解放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条件，这时候我们把读到的刚刚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和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作品进行了比较以后，确实感觉到非常震惊，意识到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所写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它只能是狭隘的小圈子的文学，无法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带着鲜明的阶级和政治印记的作品，不可能唤起人类普遍审美意识来，也就是说只有在共产体制国家里才可以勉强接受这样的文学，我们当时的电影、戏剧大概只能到东欧一些国家或者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之内，一旦出了这个范围，别的国家就很难接受。 文学应该超越阶级观念，超越政治立场，站在高的、广的角度上铺开整个人生里程，应该是描写全人类共同的感情。尽管有很多人也界定了50年代是黄金时代，但是我个人认为从1982、1983年开始一直到1991年左右，将近10年的时间里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好的时期。那时候中国计划经济还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地位，市场经济羞羞答答半遮面，当时的个体经营、个体户还存在很多争论，农村的改革分田包产到户也是备受争议的，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潮，阴风习习，经常要把改革取得的成果推翻，像南方的深圳和某些特区也是备受争议的，包括很多人去那边演讲，在理论上无法说服深圳很多青年，就动用带着某种专政色彩的话来威胁人家，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什么家庭出身，你爹是地主还是富农，不得不动用当年曾经整过他们的办法来对付那些理论上向他们提出挑战的年轻人。 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10年里是大家思想最解放的时候，由于没有市场经济的干扰，文学、艺术的目的比较纯正。现在大家一切都在向钱看，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对艺术比较虔诚，都千方百计进行探索，把文学作为最高目的，并不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手段。当然那个时候也有稿费，是国家规定的，千字大概在5—10元之间，最有名的作家每千字10元，没有名的作家可能6元、7元、8元，大家也很高兴，一部长篇能拿到1000多块钱的稿费也欢欣鼓舞，因为那时中国最富的标志是万元户，农村哪个人成了万元户是不得了的，要登报纸的，现在万元户肯定是贫困的象征了，很多人都是亿万元了，几十亿元了。 当时我的《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家很关注莫言到底拿了多少钱。实话告诉你们800块钱的原著费。那时候国家规定一部中篇小说或者一部长篇小说转让给电影的改编权法定是800块钱，电影剧本无论多么杰出，哪怕拍成的电影得了什么奥斯卡大奖也是4000块钱。《红高粱》我作为编剧之一，张艺谋还对我们进行特别照顾，明明我们写了单集的剧本，但是后来我总共拿了2800块钱。现在一个短篇如果有人要拍电影的话，我起码要跟人家要10万块钱。 通过小说改编电影版权费的变化，通过小说稿费到版税的变化，我们知道20年左右的时间内市场经济给文学带来了多么大的冲击和变化，外在的变化对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动机、创作热情、创作关注点毫无疑问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当前是什么样的状况？在市场条件下的中国文学到了什么状况，我觉得也没有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可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照样或者说依旧可以产生杰出的文学作品，当然它会产生许多快餐式的文化垃圾，但肯定还会有真正的文艺作品产生。 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始终是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像中国有过不问金钱、只问政治的计划经济阶段，它们始终是版税、小说的印数和作家收入密切联系，始终是书印得越多作家的收入越高。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西方一直在产生许许多多真正的、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基于这个理由，我想即便中国市场经济永远下去，我们的文学也不会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因为市场经济出现了，中国当代不可能再产生真正的文学作品了，作家们全部都向钱看了，作家们都在为了适应市场，为了赢得读者而牺牲自己的创作个性，背离自己的创作良心，在迎合和取悦读者与观众。这样的作家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在为了文学而写作，不是为了市场而写作，是为了良心在写作，不是为了外部的声誉或者读者叫好在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