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既是对产生它的历史语境的一种回应，也因其参与了历史的建构本身就成为一种历史。在一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 的新历史主义的语境中，绝对忠实于原著的改编即还原历史的行为变得遥不可及。改编由“忠实”原著或者说寻求与原著的“同一”，转变为一种对“差异”的把握，正如马也先生主张的，“改编剧目是否成功，核心尺度不应是忠实原著的程度，成功的改编应是一种再创作，是与原著有关联又有别于原著的新作品”②。这种“再创作”和“新作品”与原著构成一种对话，“有不同的对话者，有批判的对话者、质疑的对话者、开玩笑的对话者，也有严肃的、把原著看作高山上神像一样的对话者”③，不同对话的姿态既表明了改编本对原著/历史的态度，也展示了其以何种方式进行对当代历史的建构。 然而，颇具当代文化症候的是，一如根据其他的现代文学名著，如《日出》、《金锁记》、《金粉世家》、《半生缘》，或根据“红色经典”和“准名著”金庸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根据林语堂小说改编的新版《京华烟云》(因1987年台湾华视曾改编过，故云“新版”)甫一播映，就引发了观众乃至专家学者或愤激或笑骂的批评，而这些批评又无一不以“原著”之名：“不忠于原著”或“不尊重原著”。而制片方在回答记者时则声称“我们绝对忠于原著”，“原著”似乎再一次成为观众专家学者和制片方攻防战的舞台，甚至是判断新版《京华烟云》优劣的标尺。然而，笔者认为，以“原著”的名义只不过是一种话语策略，一件指责或辩护的武器，这种策略掩盖了问题的真正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忠于”或“尊重”，而在于以何种话语形态去改编原著，而围绕着新版《京华烟云》和其他现代名著的制片方观众和专家学者之间关于“原著”的论争，实际上隐含了更为深刻的话语冲突。 一 小说《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描述的是曾、姚、牛京城三大望族从庚子年义和团之乱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兴衰沉浮的一部小说，为林语堂1938年在法国用英文创作(英文书名为《Moment in Peking》)，也是其在“乱世”中国中建构理想个体生命境界并借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念的一种尝试，这种建构以道家哲学为核心，在这部著作的三卷的开篇各引用了庄子的一段话，分别来自于《大宗师》、《齐物论》、《知北游》，既可看作是每一卷的主题，又可以看作是全书的主旨。因而《京华烟云》是一部文化意义上的小说或者说“文化小说”，正如他的女儿林如斯所说：“《京华烟云》的最大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如在目前，不在心理绘画的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④ “若为女儿身，比作木兰也！”作为《京华烟云》的主人公，姚木兰这个“‘道’家的女儿”凝聚了林语堂对个体生命的文化思考和对以道家为基点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展示：在对命运的承受中完成对命运的领悟，面对人生的各种遭际保持一种从容不迫、处之泰然的乐观的态度，也就是林语堂先生在小说自序中所说的“这部故事叙述的……最主要的：他们如何适应这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的境地。”新文化运动后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旨是参照西方文化建构一种“现代性”的语言秩序和文化范式，并同时完成一次文化内省和传统批判，然而这一路线图也逐渐造成了一种文化与精神的“内在流放”。作为一种反拨，林语堂试图通过探讨传统文化的性格，将民族经验组织为现代文化的有机部分，以修正中国的文化想象，这也许就是其著作的文化意义所在。 二 新版《京华烟云》及其改编原则 我们首先援引几则消息： 2005年6月2日的《重庆晚报》标题为《央视高价购〈京华烟云〉》的消息：“《京华烟云》每一集的投资超过60万元人民币，因此央视在购片时也破例给出了‘天价’。据参与购片过程的制片方人士透露，这一价格略超央视购买《汉武大帝》时的价格(3500万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2005年11月2日《华商报》标题为《收视率低原因何在〈京华烟云〉到底惹了谁？》的消息：“有消息指出，《京华烟云》首周收视率，最高仅为5.16％。据悉，这一结果令央视影视部负责人十分不满。” 2005年11月9日《新京报》标题为《〈京华烟云〉收视回升编剧称新版电视剧是经典》的消息：“记者昨日从央视影视部获悉，《京华烟云》最新一周平均收视上升到7.12％……对于最新7.12％的收视，央视相关负责人表示，对这个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可以看出《京华烟云》上升的趋势还是很明显的，虽然之前也有很多争议，但是7.12％的成绩还算不错。’” 通过以上几则消息，我们可以在制片方、购片价、收视率和央视影视部负责人之间确定一种关联，这种关联表明：在市场机制下，制播双方评价电视剧优劣的潜在的真正标准是收视率即观众。这决定制片方首先要采取一种能最大程度吸引观众的叙事模式，新版《京华烟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种更重视收视率的商业性改编的范本。 杨善朴先生确定的新版《京华烟云》改编原则是：“第一，要在原著精神上提炼戏剧的因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要求编剧大改，使得剧本更加紧凑。第二，原著中的人物众多，人物关系相当复杂，在剧本处理上，编剧将人物合并，精简人物之后使得人物性格更加突出。第三，原著的时间跨度很大，整整记叙了1901-1938年前后的事情，在电视剧中，观众只看得见1926年-1938年的历史，时间跨度缩小到12年。”⑤ 首先，这段说明首先强调的是戏剧性，也就是“提炼戏剧的因素”，编剧张永琛在谈起新版中引起争议的木兰代妹出嫁的情节时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明的，“我……强化了姚木兰与曾荪亚这对夫妻的错位，改编成姚木兰本来是许配给孔立夫的，而妹妹莫愁是许配给曾荪亚。这两对年轻人都情投意合，都在憧憬期待着完美的婚姻。但被父母乱点了鸳鸯谱，导致终生的婚姻悲苦。这样改，原著中的人物关系并没有改变，但人物之间的矛盾可以冲突起来，更重要的是人物内心的痛苦得以表现”⑥；对原著时间跨度的浓缩也是为了贯彻这一原则，“我们选择了1926年到1938年，这是重大事件云集的时间，戏剧冲突和人物矛盾比较强烈。”“林语堂原本就没有为电视剧提供戏剧结构，所以改编时才‘掐两头’、‘取中间’，以矛盾冲突最突出的抗战前后12年作为载体。”即便他们意识到这一处理有可能损伤原著的文化意蕴：“将姚木兰小时候的‘逃难’、‘被曾家解救’等情节化成背景戏，确实会削弱林语堂先生原著的厚重和分量，但是按照原著的结构顺序走，会使戏剧冲突减弱。”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