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定这样拗口的标题，是试图强化一个观念：在纪念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一定不能封闭地谈论中国电影的历史。这里主要指出两点原因，第一，中国电影在大多数时间都与世界电影保持着密切联系，封闭发展的阶段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凋零的时期，如文革时期的电影；第二，只有将中国电影放置于世界电影坐标系里才能够了解和看清自身的特质，历史有时候会成为负担，但常常是一笔不断累积的财富，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除了学习韩国等较为成功的外部经验外，更不能忘怀中国电影先贤筚路蓝缕、开启山林的真知灼见。比如，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就建立起成功的商业电影类型——武侠片，这个类型与当年欧美各国的类型片，如喜剧、闹剧、警匪、追逐等，特别是美国正在成型中的西部片、歌舞片等，都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而且是在与这些欧美类型片的商业竞争中诞生出来的，因而，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与后来中国电影史上刻意营造的一些所谓的类型不同，时至今日，中国电影仍然受惠于这一类型。因而，从类型发生学角度看，中国的类型片观念与创作实践并不落后，并不像有些人所宣称的，中国电影要补上类型片这门课，反而应该从世界电影的整体格局上考察中国电影及其历史，发掘其中有生命力的部分。 如果以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作为电影史的开端，那么，中国电影实际上仅仅比公认的世界电影的诞生日晚了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是传统的艺术样式或者艺术风格很难如此快捷地产生影响，这说明电影是完全异于传统艺术的新鲜种类，大工业背景使电影成为在文化和精神层面沟通世界的媒介。其实，全球化并非始于近期，大工业时代必然会强力推行全球化市场，文化和精神层面同样需要一种全球化的产品，对此，传统艺术是无法实现的；而电影适时出现，成为最理想的文化工业产品。考察世界电影史就会发现，如果以1915年，美国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作为世界电影成为艺术的标志的话，那么在此之前，法国的电影企业家百代已经创立了类似于后来美国好莱坞的庞大电影垄断企业，电影院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仅在1908年前后，美国就已有上万家影院了。也就是说，电影先成为了工业，然后才成为艺术；而且是如此迅速地膨胀发展起来，大概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电影已经在全世界深入人心了，但这个时期，世界电影在艺术上仍然是幼稚不成熟的。因而，中国电影史应该是在电影传入的时候就开始了，是世界电影整体格局的一个部分，只是后来中国建立了民族电影制片业，由纯粹电影消费国也变成了生产国。 在早期中国电影中，与一些电影史著述强调上世纪30年代的重要性不同，我更推崇20年代末和40年代末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强调民族电影在这两个时期的创造性贡献。30年代的新兴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换铺垫”时期，可惜遭遇到时局的影响，许多显露头角的风格与流派没能更完美地延续下去。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仍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来自外国的影响，比如，叙事观念是经典好莱坞的，但又受到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如雷内·克莱尔等人的影响，《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满含同情地表现小人物的悲哀境遇，在惨痛的生活场景中加入诗情画意的成分，其中一些段落明显来自法国电影，如《马路天使》中几个穷哥们列队逗笑的场面几乎与雷内·克莱尔的《百万法郎》如出一辙，《神女》中女主人公富有表现力的脚部镜头与《巴黎屋檐下》的经典镜头极其类似。30年代的电影也受到前苏联电影观念的影响，但主要只是停留在一部分叙事结构上，特别是在营造对立冲突的故事层面上，加入了些许阶级意识、革命观念等内容，但采用的叙事语言主体仍然是好莱坞式的。 30年代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风格和叙事手法的广揽博收，进行了许多艺术与商业尝试，民族电影的叙事与表意特色有所显露，但并没有完美实现。如《姊妹花》、《渔光曲》的叙事模式是在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达到了完整与成熟。费穆、孙瑜等人叙事的冲淡、表意的丰盈，也是到了40年代的《万家灯火》、《小城之春》等影片那里得到完美呈现。至于喜剧片，40年代的《太太万岁》、《乌鸦与麻雀》等已经成为浑然天成的艺术精品了，但30年代的试验与酝酿是十分重要的。 如前所述，20年代中国电影创立了民族电影叙事类型，从民族电影类型创立的角度应该肯定古装、武侠等类型片的价值。事实证明，这两类影片有着长久的生命力，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世界文化认可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影片类型。古装片和武侠片是在强大的外来电影的市场压力下，寻求商业性突围，而且获得了成功的类型。早在30年代，郑君里在其撰写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指出：“土著电影的生长的契机存在于电影的思维性的形象(艺术性)与民族文化间之不可分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武侠等类型片正如郑君里所说，找准了民族电影生长的契机，在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具有“电影的思维性的形象”成分，并将其转化成商业利润。应该说，在外来电影绝对的强势下，在某种程度上，古装片和武侠片支撑起了民族电影市场，而且为民族电影企业谋得了物质资金的基础，以及难得的市场竞争和运作的经验。一味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贬低这些影片类型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的贡献在于，民族电影应对商业上外来电影咄咄逼人的攻势，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且，它们毕竟曾为苦难的中国人送去了非西方化的娱乐，慰藉了他们苦涩干渴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