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录电影的形态发展来看，不同时期的纪录片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品格和美学特质，因为每个时期不同的哲学理念和美学思潮都会波及、影响到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和风格，而这一切都源于其对“真实”的态度和对电影这一媒体的开掘、发现与不断的探索。任何一种叙事策略的成功也同时孕育了新叙事策略的生机。因为其优势除了代表某些东西外，它也限制、忽略、否定、压抑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时间一到，新的需求自然会产生新发明出来的形式或策略。而风格更像一种隐藏在其间的有意味的情感与形式。 格里尔逊式传统：以旁白为主的纪录电影 直接陈述方式——“上帝的声音” 形成于二战以前的格里尔逊式传统是指直接宣导的一种风格：由约翰·格里尔逊所提倡的直接陈述的方式——影像退后，旁白或解说有效支配影像、占据主体。它采用一种想当然的权威人士口吻，发出不在银幕上出现的人的有些傲慢的旁白。影像被当作了解说图示，它传达的似乎是“上帝的声音”。 格里尔逊式是历史上第一种发展得比较完整成功的纪录片模式。纪录电影这一疆域里的开拓者是罗伯特·弗拉哈迪，他把探险的思维和发现的过程带入到他的影片之中——即“观察与发现”的方法。在他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1922)中，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纪录片在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时所散发的影像光辉和叙事魅力。影片摆脱了表层、一般的描述，而进入到一种有机、完整的叙事结构层次，也由此为纪录片争得了名份。他开创的纪录片叙事策略至今还堪称经典。格里尔逊对弗拉哈迪走出摄影棚到现场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他又对弗拉哈迪总是一味地把镜头滞留在偏远地区的原始居民身上、对“当代社会的变迁和人的当下境遇故意地视而不见”① 深感遗憾。他反对这种遁世主义，认为应该“让公众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移到眼前正在发生的和与之切身相关的事情上来”。弗拉哈迪之后是先锋派，其风格是突出电影的本性，强调蒙太奇的作用。实践者们试图通过强调电影自身的媒介属性来对世界做感性的探询，以摆脱戏剧和文学对电影的束缚。《柏林，大都市交响曲》(1927)、《雨》(1928)、《持摄影机的人》(1929)、《尼斯景象》(1930)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格里尔逊认为《柏林，大都市交响曲》虽然把渺小的日常生活构筑成了赏心悦目的有趣段落，但实际上还是避开了现实问题——即当代人在社会中的具体境遇。“只是淡淡的代表了一种浪漫地向现实的回归”。格里尔逊相信教育，他对电影的兴趣在于他发现电影是一种能够有效影响公众舆论的媒介手段。他认为影像“能够进行直观的描述、简约的分析和得出导向性的结论，通过节奏和丰富的想象还能具有雄辩的说服力”。他“视电影为讲坛，自觉地以一个宣讲者的方式来利用它”，“在一个充满活力和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举向自然的锤子不如打造自然的锤子那样重要。我对媒介的使用，是把它当作锤子而不是镜子”②。 格里尔逊式的“伴有音乐的解说词”的直接宣讲的叙事策略得益于电影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进步——1929年有声片的出现。格里尔逊领导下的英国纪录电影学派的导演们拍摄的《飘网渔船》(1929)、《锡兰之歌》(1935)、《住房问题》(1935)、《煤矿工人》(1936)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影片大都有人工“打造”的痕迹：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去选择利于导演立场的材料并对其材料进行重新编辑，即他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同时要把诗的力量和“预言的社会逻辑感”贯彻到一种清晰感人的陈述中去，为的是“给他所选择的那个生活切片以时空以外的定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格里尔逊式传统成了纪录电影的标准模式。例如苏联的《普通法西斯》(1965)，美国的《我们为何而战》(1942-1945)，德国、中国也相继出现了一批这样的电影。它们都和特定的政治说教有关，是时代的产物。目前我国主流媒体在表现一些宏大历史叙事和重大题材时还常采用这种模式。二战后格里尔逊式模式变得不受欢迎，观众越来越反感那种无视观众思考力和想象力一味灌输的主观意识。不过这类影片也有运用得很恰当或有所改进和发展的：像历史、人物传记和探索发现类的纪录片，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第三人称旁白，或是导演自述、或是片中主人公及其他人物的独白，增加了它的亲近性和客观真实感。《失落的文明》(电视系列片，1995)、《故宫》(电视系列片，2005)、《玛琳·黛德丽：讲述自己的故事》(Marlene Dietrich:Her Own Song,2001)等就是近年来这类影片中的优秀之作。 直接电影：以观察为主的纪录电影反对“上帝的声音”让现实自己说话 直接电影是对格里尔逊式传统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非常强调真实、以观察为主的纪录电影新策略。“直接”一词有“直接”和“立即”的意思，使人觉得捕捉到了当事人日常生活中未受影片拍摄者影响的事件，因而增强了其“现实的效果”。 直接电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在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这一理念最初形成于美国罗伯特·德鲁电影小组的纪录电影实践中。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认为在格里尔逊式的传统纪录电影中，逻辑架构和说服力基本上都来自解说词而不是通过影像本身传递，因此他要开创一种在认知上更加开放的纪录电影形式，使电影成为一种尽可能透明的媒体，即实现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这样的影片将是对事件发展过程的“强烈体验”，是对现实“要闻”戏剧性发展的亲身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