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化的电影大都在寻找一种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切入符号。中国的民族化电影也一直在寻找这种符号。在中国的电影艺术中，脸谱作为中国戏曲的典型标志，不仅仅能唤起观众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联想，而且能唤起观众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久远记忆。在不同类型的中国“脸谱电影”中，脸谱都在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民族电影的文化建构中。 一、面具、脸谱与“奇异化” 面具是世界上古老民族共生的文化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戏曲脸谱既是世界面具的一种，和世界面具文化有着一些共通之处，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有着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 作为舞台艺术使用的面具，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戏剧。尼采在研究古希腊文化时，发现早期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都是戴面具进行表演的，面具使得酒神“透过不同的角色，在舞台上出现”①。也即是说，早期的古希腊人并不想观赏具有独一无二个性的个人，无论这个主人公是普罗密修斯还是俄狄浦斯，戴面具的作用是要掩盖这些不同人的个体区别，使观众把这些悲剧主角都看作一个人，那就是酒神狄奥尼索斯。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着所有悲剧主人公的共通性存在。俄罗斯伟大的思想家巴赫金也认为，面具的重要作用在于使人们忘记现实的区别而产生雷同化的幻觉。面具掩盖了人与人之间贫富、雅俗、高低贵贱——种种由权力与财富占有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区别，只有掩盖了这种种差别，人与人才能在幻觉中同化，才能彼此完全平等的交往，人与人才能形成一种共同体的存在。② 从尼采与巴赫金对面具美学意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面具遮掩了表面的差别，使人与人达到了内在的相通、共通，面具——遮掩——相通性——观众的一体化联想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面具的表层作用是遮掩，内在作用是帮助人与人达成共通。 中国也有自己的面具文化，但与艺术联系最为密切，也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是中国戏曲的脸谱艺术，因而本人认为用“脸谱”来指代中国的面具文化最为合适。③ 和西方的面具艺术比起来，中国戏曲脸谱艺术随着戏曲表现主义艺术的逐步成熟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脸谱构图极具规律性，脸谱力图通过构图来表现人物的富有个性的类型特点。中国戏曲的脸谱形象大体有三种类型化表现形态：一种是用脸谱构图反映人物性格的忠厚或奸诈，例如关羽与曹操的脸谱迥然不同，所谓红脸的关羽、白脸的曹操，便是通过颜色映衬人物的性格；一种是用脸谱表现人物的表情，例如郝寿臣的姚刚脸谱，一对怒目紧皱，双眼大睁，太阳穴凹陷(牙关紧咬所致)……生灵活现地刻画出一个怒气冲冲、咬牙发怒的形象；第三种是艺术家对人物的审美体验转化为具体的脸谱形象，例如黄脸的典韦、黑脸的许褚的脸谱设计，并没有遵循《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描写，而是把艺术家对人物的道德评价、审美感受直接赋予在脸谱设计上。④ 中国脸谱形象和中国戏曲的表现主义艺术追求密切相关，脸谱构图可以直接(或者说提前)告诉观众戏剧中人物的性格、心态等等，因为人物的个性特点、表情特色等等都是生活中类型化人物特色的进一步抽象化——这些在非表现主义艺术要力戒直接说出的东西。脸谱美学的意义正在于唤起观众对脸谱化人物形象建构的积极心理参与，对脸谱所表现的类型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认同。观众可以通过脸谱构图预测人物的未来，所谓“性格即命运”。脸谱所造成的这种半全知状态也会增加观众审美参与的紧张感，从而达到一种类似古希腊悲剧式的审美体验。对应面具的作用，可以把脸谱的作用总结为：表面作用是表现人物类型化，内在作用是使“现实人”对“脸谱人”进行某种认同。 如果把人类的沟通状态分为三个层次：共通状态、类型化状态与个别化状态，面具无疑在表现人类的交互共通(面具去除差别、凸现共性)，脸谱是面具的一种，也有去除演员个体差别、表现人物共性的“面具性”特点，但脸谱艺术对脸谱构图程式化的刻意强调，使脸谱去除了个别，却表现出富有个性的类型化特点，从而具有了不同于“面具性”的“脸谱性”。这种“脸谱性”是介于个别化状态与共通状态之间的一种性状。脸谱艺术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其自身被西方世界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西方观众的眼里，中国脸谱艺术有不同于西方面具文化的“脸谱性”特色。但中国脸谱艺术的“脸谱性”却是一种奇异化的“脸谱性”：在西方观众眼中，脸谱和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有着太为紧密的联系。中国古老文化中最为神秘的、最为原始的、甚至最为落后的种种文化表现对西方观者来说是奇怪的、异于西方当下文化的，都能激发起西方观者的好奇心、猎奇心，即使中国古老文化中最愚昧落后的一面，也能焕发西方观者的文化优越感，从而备增“观赏价值”。由于民族化和观者对象的西方化定位，中国脸谱成为一种奇异化的脸谱。这种奇异的脸谱和东方人的直接联系，放大了脸谱的认同作用，往往使脸谱的奇异类型和东方特殊族群的现实人的类型融合为一，电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放大了这种中国人(脸谱)类型的奇异化与现实感。比如中国的男旦形象，在外表上是一种男扮女装的戏曲脸谱类型而已，即便在西方文化中也不缺乏这种脸谱类型，但中国的当下电影艺术将脸谱化的男旦和现实人的男人女性化切实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在中国存在的切实的类型与族群的写照，从而“奇异化”了这一脸谱，使中国的民族文化获得具有猎奇心理的观者“看”的欲望。 脸谱形象虽然源于客观表象，但在实际表现上和客观表象相距甚远，高度夸张、高度抽象化，遗貌取神，脸谱化一系列人，但又不是简单的脸谱化，留给观众巨大的想象和思考空间。电影在利用脸谱化形象引导观众的关键问题在于：把观众引领到哪个兴奋点上——是对一种民族文化的深入理解，对一个族群的现实认同，还是对一种落后的超越性品味，对一种原始欲望的猎奇。脸谱无疑是一种最佳的民族电影的切入符号，但不同的文化立场，会使脸谱所切入的民族文化成为不同的文化景观。更为根本的是，脸谱并不只是代表脸谱下面的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类人、甚至一个族群，脸谱的美学意义以观者的现实体验为基础，要由观者参与构建，参与者文化心理认同的预期起着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