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理论家、制作人和英国纪录片运动的领袖，英语“纪录片”documentary一词的命名者，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 孙明经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即使只对中国电影而言。实际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中国发起了一场类似英国纪录片运动的电影运动——他自己称之为教育电影，在电影观念、拍摄题材、制作与发行方式等诸多方面与英国纪录电影非常相似。中国的这场电影运动，正是在美国和英国纪录电影影响下发生的，并且延伸了英国纪录电影的精神，构成了世界纪录电影史的一部分。而从中国电影发展的角度看，孙明经电影也是纪录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代表——事实是，他被忽略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 一 孙明经与格里尔逊拥有相似的人生出发点与从影经历：他们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又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初和20年代末参与纪录电影事业，而且终身为电影工作。 格里尔逊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接受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的观点，认为平等原则和现代大众社会的等级制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原因就在于公众无法搜集各种变化不定的决策信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决定。他们对于特权阶级的统治是麻木和顺从的。格里尔逊不那么悲观，他认为“媒介可以通过生动的、富有感染力的手段来唤起人们的情感和信任，而教育和宗教则无法做到”①。与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 ）的相识将纪录电影这种具体的媒介形式带给格里尔逊，于是就有了1929年的《漂网渔船》（Drifters），这是格里尔逊导演的唯一作品，也是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开始。 与格里尔逊不同，孙明经接受的是科学教育。他在金陵大学理学院用了7年时间先后读化工、机电和物理专业，1934年毕业留校成为院长魏学仁博士的助手。也在这一年，他协助魏学仁拍摄了《苏州名胜》——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的第一部作品。1936年，教育电影部成立，魏学仁兼主任，孙明经为副主任——他选择电影作为一生的职业，源于中学时期与电影的相遇：“金陵大学常常在礼堂放电影，我从四根杆子走到鼓楼去看。当时看到的都是外国的无声电影，有故事片，也有讲棉花、小麦和森林的教育片。”② 这些“讲棉花、小麦和森林的教育片”既是引导孙明经走向电影的媒介，又是他拍摄电影的典范——他发现了隐含在这些影片里的巨大社会功能。 《漂网渔船》的成功鼓舞了赞助者帝国商品推销局（Empire Marketing Board），格里尔逊受命建立电影部，担当起制片人和理论家的角色，保罗·罗沙（Paul Rotha）、巴锡尔·瑞特（Basil Wright）、哈莱·瓦特（Harry Wart）、埃德加·安斯梯（Edgar Anstey）、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这些没有电影经验却满腹才华与热情的年轻人聚集在格里尔逊的麾下，名作《锡兰之歌》（Song of Ceylon）便诞生在这一时期。1934年，帝国商品推销局解散，电影部随局长泰伦茨一起到了邮政总局。《夜邮》（Night Mail）代表了这时期的成就。 1939年，二战爆发，格里尔逊离开英国应邀去加拿大组建电影局，邮政总局电影部改为皇冠电影公司（Crown Film Unit），但英国纪录片运动仍在延续， 以美学的力量参与到反法西斯战争中，《伦敦可以坚持！》（London Can Take It!）、《倾听不列颠》（Listen to Britain）、《今夜的目标》（Target for Tonight）、《战端开始》（Fires Were Started）是这一时期的名作。 1948年，格里尔逊回到英国继续领导纪录电影运动，但此时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已日薄西山，美学与观念分化严重，两年后这一运动结束。此后，格里尔逊在纽约、巴黎等地方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纪录片。 孙明经是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的实际负责人，理论家，又是制作人——摄影师、导演和剪辑师。主任魏学仁是理学院院长，他曾经留学美国，率先在理学院建立教育电影部，亲自拍摄了《苏州名胜》、《日食》，并与孙明经一起摄制一些工业影片，但因为精力所限，他没有更多时间从事电影。但他的支持是金陵大学教育电影得以发展的基础。潘澄侯、邱锦义、段天育、蒋寿兹、范厚勤、区永祥等人先后参加了电影工作。邱锦义拍摄了《广西省》、《广西民团》，段天育拍摄了《雷马屏娥》、《中国柑桔》，范厚勤拍摄了《中国桐油》、《中国茶叶》，区永祥航拍了《日食》。1934年到1948年间，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摄制影片112部③，其中孙明经个人摄影、编辑完成的在半数以上。仅1936年成立之初的两年里就拍摄了54部作品。孙明经回忆说：“1936年1937年我们有过两年的黄金时代。不过，那时间实在太短”④。《日食》（1936）、《防空》（1936）、《防毒》（1936）、《烟台花边》（1936）、《乡村建设》（1937）、《开采煤矿》（1937）、《首都风光》（1936）等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都拍摄于这一时期。其中由魏学仁拍摄的《日食》（1936）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金陵大学教育电影的成功引起教育部的重视，潘澄侯、蒋寿兹调入教育部从事教育电影工作，主持“教育影片库”建设，在全国推行教育电影。教育部也摄制了一些教育影片，但更多的依然委托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摄制，甚至教育部主持的“电化人员教育培训班”也由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具体操作。 日本全面入侵把战火烧到整个中国，金陵大学被迫西迁入川，流浪漂泊中孙明经拍摄了《自贡井盐》（1938）、《西康》（1939）等影片。1942年他与魏学仁赴云南拍摄了工业系列《防空电厂》、《长寿水利发电》、《机械制造》等7部影片。其间，孙明经于1940年到1941年赴美国考察教育电影，在纽约美国影片中心社和明尼苏达大学视觉教育中心，他目睹了美国纪录电影的成就，“我感触最深的是纪实影片（Documentary Films）所采用的独到的技术，和洗印技术的新发展。”⑤ 回国之后孙明经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影学术杂志《电影与播音月刊》，并一直担任这本杂志的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