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前后，当代都市文化发展过程中凸现的“民间质素”引起了我的关注。那时我尝试使用了“都市民间”这一概念，作为理解1990年代以来都市小说创作的新路向，并希望借助文学审美的层面展开对当下都市意识形态的揭露和现实精神空间的把握。① 随着研究兴趣的转移，我发现，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电影尤其是为数不少的新生代导演的电影创作中也能够感受到“民间”审美精神的顽强生命力。相比之文学创作中“民间”概念表现出的隐匿、含混、虚拟与破碎化等特点，“民间质素”在新生代的影像实践中显示出更加鲜明的实体化特征和现实的社会意义。 民间：新生代电影的价值询唤 不管是否出于电影美学观念的自觉或者下意识的择取，新生代导演以“民间”作为都市电影创作中一个重要的价值支撑点，② 这不仅源自中国1990年代以来社会政治转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反映出新生代电影作者面临国际、国内文化现实与市场生存压力的自我叙事调适。事实上，当代中国电影的流变与发展过程一直笼罩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规训情结，能够将目光真正落到现实的民间世界，以平等的文化视角、平民的人生心态来描摹平民之事的电影作品其实并不多见。精英知识分子视野中的“民间”要么被作为文化启蒙的对象，要么被作为批判现代文明污染的工具，却忽略了“民间”自身的本体论价值。如果说，“民间”之于前辈导演，其阐释空间常常局限于电影文本内部的审美世界（如《边城》中的野性气质、《红高粱》中的生命原力、《暖》中的民粹精神），并且是以纯净甚至虚假的乡土牧歌式的古老生存图景展现出来，那么对于新生代电影的作者而言，更为迫切的现实民间意识则贯穿了他们创作—传播—接受的整个生成过程，同时也显示出强大的文化价值辐射力。简言之，新生代电影的“民间质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新生代电影导演的“民间”身份认同。新生代导演可谓“生不逢时”，中国电影的市场体制改革最初并没有带给他们施展创作的自由天地，相反意识形态屏蔽下的电影审查制度仍然延续着“体制内／外”的二元对立思维。对这批急于展露才华的“下一代”导演来说，面对现有的体制资源，一方面他们尚且不具备直接攻掠商业片与民营市场的文化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自动疏离了新主流电影的乐观主义询唤，同时也很难像“第五代”导演那样获得国家对艺术电影创作的资金扶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体制内”与“个人表述”似乎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多年以后，电影厂体制的“叛逃者”王小帅回忆起那段“夹缝”经历仍然心怀余悸： 那时候剧本通不过，折腾了五个剧本，听说这个戏要拍了，我写了那么厚的申请书，想当导演，从一个联合编剧、从文学策划、从文学编辑到导演，写那么多，最后不了了之。就再等，一直等到这个消息，最后开完那个会说，不让我们拍，明确表态不让我们拍。我还不跑吗？[1] 面对无“围”可“突”的生存困境，远离体制、拍摄独立电影似乎成了1990年代大多数新生代导演唯一可行的选择。张元最先开始了体制外拍摄（《妈妈》《北京杂种》），何建军（《悬恋》《邮差》）、王小帅（《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贾樟柯（《小山回家》《小武》）、娄烨（《苏州河》）紧随其后。一旦自己去筹集资金，剧本也由自己来创作，就大大降低了迎合外部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民营开放了电影制作，电影工业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许多更年轻的电影制作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在国营电影体系之内工作。基于这种原因，他们更乐于把自己称作独立电影制作人。”[2] 值得注意的是，《冬春的日子》片头标明为“一部王小帅的电影”，《极度寒冷》的导演是“无名”，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次崭新的个人化命名。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体制内电影产品所有权的传统理解，而且也体现出“作者电影”之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立场：远离主流意识话语，自觉地处于权力边缘化的一极，运用“无名”的个人影像探索展开对都市时代精神的多元体认。新生代导演的“民间”身份意义或在于此。 其二，大多数新生代电影文本的“民间”传播形态与“小众”文化空间建构。自1990年代以来，新生代导演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借助民间电影“俱乐部”、网络下载和盗版影碟市场进行播散。[3] 这虽然并非出于新生代导演的自觉自愿，用王小帅的话说就是“一旦一部作品要流传，怎么堵也堵不住”[4]， 但在票房无望的情况下，他们也乐于和“看不见”的无名大众们共享自己的作品，由此形成了他们介入当代都市文化建构的“另类”模式。这种另类的文化交流为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同于哈贝玛斯所言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新生代影像的生产和消费在这里实现了空前的一体化，③ 而另一方面，潜在的民间传播途径改变了主流电影一以贯之的“国家—传媒—大众”的单向度传播方式，从而在意识形态的权力意志樊篱之外，促成社会现实与大众影像的直接谋面，进而开辟出大众间相互传播的言路空间。这个虚拟化的文化空间有助于在平等交流对话的平台上，促成多元意识形态的相互制动，也进一步印证了杰姆逊的“意识形态的动力学”理论。如果排除文化奇观式阅读的因素，盗版市场与“地下”观看的参与热情恰恰成为验证新生代影像民间普及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在此意义上，新生代电影传播的“民间”意义不仅仅限于对个体文化精神的强调，而且也印证并参与了一种新的都市亚文化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