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对策:提升民族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入后WTO时期的中国,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是:民族电影如何“与好莱坞共舞”,并尽快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中,扮演一个有作为、有尊严的角色。 但是,当下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悲观论调:“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民族的处境,没有产生全球性电影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在‘外向化’业已失掉活力的今天,内向化终于以新的方式再度出现了。”又称,“新的‘内向化’意味着‘走向世界’想象的终结。”[1] 而张艺谋偏偏选择了积极进取的“外向化”的路。近三、四年间,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他审时度势,移步“转型”,毅然从拍摄艺术片的强项后撤,为了创造中国的“全球性电影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别开生面地先后打造了《英雄》和《十面埋伏》。他依托于武侠经典的重构而雄心勃勃、稳扎稳打地走进了国际主流电影市场。他所出手的,乃是一张立足本土,以大搏“大”(即好莱坞),敢向好莱坞叫板的“牌”。 他所秉持的“大”,主要是一种民族自信的强势心态(包括相应的能为国际接纳的大片制作规模),敢于和好莱坞大片一搏雌雄。张艺谋这张“牌”的支撑点恰恰就是新的“外向化”,即跨界出征——跨文化、跨国族而进入全球性主流市场,在推进中国电影产业振兴这个“大棋盘”上,初步呈现出一种新的镜像之流,一种暂可名之为武侠电影“中国流”品牌的独家风范。它的意义和贡献,显然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至于它的某些不足和缺陷,也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探讨,切忌偏执一隅。 人们看到,张艺谋的武侠片,不仅烧红了“内向化”的国内电影市场,同时还迎来了中国电影在国际主流电影市场上取得实绩。张艺谋所调用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来披荆斩棘在国际空间所累积的品牌公信度,更重要的是他还叩开了我们民族瑰丽而丰厚的文化宝库,从中国武侠经典深厚的文化资源中,淘洗、熔铸并开发出一种独具东方文化神秘性和壮美感的“武侠巨片”类型,为中国电影打通了一条“外向化”的产业渠道。《中国电影报》报道,《英雄》不仅破天荒创造了2.5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票房奇迹,还在北美和国际市场赢得了1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佳绩。《十面埋伏》则以1.5亿元人民币创造了当年国内票房的最高记录,其“外向化”票房(含日、韩以及港、台地区)已达4.3亿元人民币,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已被美国索尼经典公司以1亿港币的价格购买,将在北美主流市场上隆重推出。《英雄》和《十面埋伏》在国际主流市场已与好莱坞大片平起平坐而毫不逊色。这是值得自豪的。 二、着眼电影产业振兴:以新的“外向化”策略重构武侠品牌 张艺谋所认定的新的“外向化”,着力点恰恰是将中国电影产业的振兴与全球化连接起来,而不是“自我封闭”地割裂开来。在他从影的早期倾力追求的“外向化”,是以《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力作,到国际电影节上去折桂问鼎,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小众化”的艺术市场,对于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的大局并无多少补益。现今他所向往的“外向化”,体现为一种新的理念,是跨文化、跨国族而面向全球化主流市场,与好莱坞日益强劲的文化霸权扩张相抗衡。 那么,跨文化、跨国族而开通国际主流市场渠道的必要前提和根据是什么?中国电影如何才能在全球性市场空间里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产业基础?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靠对本土独特的传统人文资源的开发,靠在市场上树立具有公信度和辐射力的电影品牌。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曾论证说:“各国现代化的过程,跟不同的文化资源有关”,“中国的传统有很多可供开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资源——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是涉及到内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2] 而中国的武侠文化源远流长,先秦便有“执剑之族”,尚武崇侠;春秋战国的墨子注重“任侠”精神,而韩非子则将侠与儒并列,提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五蠹》篇);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设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到了现代,有武侠小说,还诞生了武侠影片。武侠电影类型的最初雏形,是20世纪20、30年代的《车中盗》、《王氏四侠》、《火烧红莲寺》等。到60、70年代,以张彻、胡金铨、李小龙等为代表,演了《独臂刀》、《精武门》、《大醉侠》、《侠女》等,将武侠片和功夫片推进到现代成熟阶段而扬威国际。其后乃有成龙、徐克、吴宇森等人的武打片、枪战片、警匪片,赋予武侠类型以新的现代人文意蕴。 就武侠经典影片来看,其不可或缺的类型元素主要有三点,即武打、侠义和传奇性。在武侠片的叙述结构里,武打是“桥段”、是核心,武打设计及其特定戏剧情境的渲染是否精彩、独特,并达于“武之舞”的审美意境,往往取决于角色间的“二元对峙”,以善降恶、以正克邪。再说侠义,则是英雄主人公内在精神之所系,所谓“侠以武犯禁”。这里的“禁”,乃是封建帝王的王道和禁律,以及世间种种非公理、非正义的不平事;所谓“义”,指的是“仁者无敌”,扶危济困,除暴安良,施仁心于天下苍生。再说传奇性,以武行侠,无奇不传,这正是武侠故事的必具特征,也是中国武侠小说传统的精华所在,武侠片的情节结构,不应平庸化地为武而武,而是努力将“武”紧紧围绕于“侠”文化精神的弘扬。“武与侠”以传奇性为聚焦点,在互动中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