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执导、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完成于1992年，获当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及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阮玲玉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16岁从影，25岁自杀，短短9年间拍摄了29部影片，扮演过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妓女、乞丐、尼姑、女学生等性格迥异、身份不同的角色，在表演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影片《阮玲玉》截取了阮玲玉1929年加盟“联华”到1935年服毒自杀这一时期的工作、生活片段，概括了她短短二十五年的不幸人生，侧重表现她同张达民、唐季珊和蔡楚生的关系，试图作出她自杀的现代性解释。在阮玲玉的一生中，事业辉煌，而人生却极为悲怆。同传统故事片相比，影片《阮玲玉》从艺术手法到设计理念都是超越常规的。所以需要解读这部电影，从电影的基本语言入手，深入挖掘其内在含义。 一、三个暗示性的画面造型 电影由画面组成，“通过对拍摄对象在时空中运动的结构的摄录，并通过放映刺激观众视觉感官而传达涵义。”[1](P26) 造型是“现实中的可视形象变为艺术的可视形象的静止的、空间的艺术结构。”[2](P196) 而银幕上的画面造型是“不断变动的造型……在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时间的结构”“因此银幕造型是一种时空结合的、运动的造型。”[2](P196) 画面造型是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支柱，是电影的直接表现手段。在《阮玲玉》这部影片中，导演安排了三个具有暗示性的画面造型来揭示阮玲玉的悲剧命运。 造型一：生命的楼梯——自我觉醒的迟缓 影片中唐季珊陪阮玲玉上楼梯，阮玲玉说：张达民同意分手，但每月要300元生活费。唐季珊喜形于色，说：要钱就好，要钱就说明他已不爱你了。正在交谈间，费穆等往楼上走，嚷“日本人就是敌人”，讨论着因日本人的高压而必须修改台词的事情。莉莉跑到阮玲玉跟前，非常惊恐，念着《小玩意》中改过的台词“敌人来了”。阮玲玉微笑着看着她。接着蔡楚生出现在楼梯上端，热情地邀请阮玲玉担任他下一部影片的女主角。继而蔡楚生被朋友拖走，唐季珊也悄悄地走了，阮玲玉独自倚着扶手站在楼梯的中间。 这是对阮玲玉的命运的隐喻：楼梯恰似阮玲玉的生命历程，她走到中间就停住了。在她朝上走的过程中，被张达民纠缠，接着又和唐季珊在一起，费穆、莉莉作为对国家、民族命运关注的进步力量影响不了她，而蔡楚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对她的召唤也仅是微笑而已，没有什么行动。最后，蔡楚生走了，唐季珊走了，她孤独地停留在生命的半途。 作为一个女人，阮玲玉需要男性的帮助与关心，但她短暂的一生在选择男性这一点上从头至尾都在犯错误。16岁的时候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阮玲玉的母亲是张达民家的佣人，张达民不可能与阮玲玉正式结婚。后来张达民的好逸恶劳与嗜赌成性也使她无法忍受。选择张达民是因为年轻，不谙世事，这一点可以理解，不幸的是遇人不淑，张达民是个毫无人格的卑鄙小人。他在阮玲玉出名后靠阮玲玉养活，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还每月付给他生活费，在穷极无聊时甚至将阮玲玉告上法庭。阮玲玉对此苦不堪言。 阮玲玉与唐季珊的关系更多的是实际利益的问题。唐季珊是个玩弄电影女明星的阔佬，先前以金钱诱惑过张织云，对阮玲玉又故伎重演，用豪华的物质生活来引诱阮玲玉落入他的圈套。阮玲玉当时已经24岁，对唐季珊的伎俩也有所认识，但是从小困顿的生活经历及缺少关爱的感情生活使她无力抗拒唐季珊的物质诱惑和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富有的商人，唐季珊对于他和阮玲玉的事见诸报端虽然恼火却并不害怕，他所担心的是生意上的损失。但对于阮玲玉这样一个著名演员而言，名声是至关重要的。影片中的阮玲玉是一个温文恬淡的女性，轻轻地说话，静静地笑，当她看到报纸上有关她的绯闻后却跌坐在沙发上，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阮玲玉一直在别人善意的默许中化险为夷。但是一旦这一切见诸报端时，她感到大难临头，无法应对。她与唐季珊的谈话已经很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我们穿什么都是奸夫淫妇”，唐季珊的两记耳光更是彻底粉碎了她的一丝希望。 蔡楚生与阮玲玉的关系在影片中表现得很含蓄。蔡楚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一次合影时，蔡楚生匆匆赶来，坐下时回头看了一眼，和美的音乐若有若无地飘荡在画面中，观众都知道他在看阮玲玉，音乐正是他们心中微妙的和美的情愫涌现的涟漪。还有在他们讨论表演时站着还是蹲着后，阮玲玉回到家中在镜中审视自己蹲着的形象，这是阮玲玉对蔡楚生感情的不自觉地流露。蔡楚生应该是阮玲玉艺术和精神上的理想伴侣，但是在唐季珊和蔡楚生之间阮玲玉还是选择了唐季珊。 当舆论沸沸扬扬时，阮玲玉无奈地向蔡楚生求助，遭到蔡楚生拒绝。作为演员的阮玲玉能得到蔡的欣赏，实际生活中的阮玲玉却让他望而却步。而且从影片中看来蔡楚生似乎也不是一个有决断的人。《神女》公映后，记者抗议，在电影公司老板的劝说下，蔡楚生将涉及记者的胶片剪去，阮玲玉试图阻止他：“你真的要剪？”“你不要剪！”蔡楚生的反应是将一长条的胶片乱揉一气，狠狠地摔到废纸篓中。这或多或少显示了他懦弱的一面。所以他是不可能带阮玲玉离开的，他没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