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的“新世纪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书评”栏目介绍近年出版的三部英文学术专著，按电影史的顺序排列，依次研究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的过渡时期（裴开瑞）、新时期初到90年代末电影体制的改革及影响（朱影）、全球化时代华语地区的电影发行及盗版问题（王淑珍）。三部著作都强调电影文本研究以外的体制、工业及市场的重要性，也在理论概念和方法论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探索。这里我先做个点评，然后简单概括另一篇近年研究盗版的学术文章，作为电影工业研究的参照。 裴开瑞的著作虽然以“后社会主义”为题，但他有意不愿具体定义“后社会主义”，其原因是他对电影研究在方法论上新的理解。我已经另外撰文介绍海外学者对“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不同诠释，这里就不重复。裴开瑞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提醒大家，电影作为特殊的艺术形式，与社会、文化、政治之间“双向”——我认为应该是“多向”——的话语关系。电影不仅仅单向、机械地“反映”现实，更通过其特殊的艺术方式，一方面反思历史、构造现实，另一方面想象、甚至“预测”未来。电影因此不仅仅表达某种政治“主张”（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①，因为即便说教模式的电影在表达主张（事先确定的显文本）的同时，也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表现了其他的意图（比如似是而非或相互矛盾的潜文本等）。裴开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1976—1981年定为中国电影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开端，虽然其他学者（比如德里克与张旭东）似乎更倾向将90年代的“后新时期”定为“后社会主义”的主导时期②。 从方法论角度看，朱影著作的贡献在于她强烈的工业研究意识。如果说裴开瑞重视的是电影的话语机构（即电影文化的政治经济体系），朱影强调的则是政治经济体系本身的转型及其对电影文化的显著影响，二者重点相当不同。换言之，裴开瑞关心的是电影如何超越现实、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而朱影则证明政治经济体系如何制约、进而改变艺术风格和制作法式。当然，二者都以中国电影本身为重点，从本土的立场出发提出电影研究的议题。朱影详细描述的改革过程国内同行们都亲身经历过，但她的“文化冷战”一说，她对“文化身份”的定义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90年代的“后新潮”（post-Wave）电影不一定都以商业市场为终极目的，因为近年一些依然“新潮”的独立电影针对的是海外的艺术市场（电影节等），而这一市场并没有完全纳入政府的机制改革的视野（这点因此与台湾电影不同）。应该注意，“市场”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多元性。 多元的市场在王淑珍的著作中表现得最突出：市场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的，更可以是本土的，问题是，这些市场在当今资本、资源（包括人才）高速流动的格局中已经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王淑珍的英文书名Framing Piracy中的“framing”一词多义：可以指“框架定位”，又可以指“栽赃陷害”。盗版是否“无辜”并不是王淑珍想要讨论的问题，但盗版是流动的，难以固定加框定位，所以英文用“framing”而不用“frame”，我们这里选用“追踪定位盗版”来表达一种持续的学术关注。王淑珍的研究框架来自社会科学，其“科学性”表现在资料的收集和分类，而不在于对盗版现象的纯理论解读，虽然她还是简要介绍了许多社会理论和传媒研究成果（如吉登斯[Giddens]等）。这里我提一个建议：如果将王淑珍书中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应该有助于国内学界对海外媒体产业研究方法的了解。 最后举这三本书之外的一个理论解读盗版现象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考虑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论。彭丽君在2004年发表一篇题为《盗版／隐私：中国电影与集体性的绝望》的文章，旨在探讨全球与国家的冲突在盗版问题上的表现③。她认为国家和电影工业控制盗版的无能，说明国家已经成为自己开放政策的牺牲者：盗版一方面让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娱乐内容失去控制、在税收上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又让国际社会有机会谴责中国无视知识产权、纵容盗版泛滥。她还认为，盗版并没有给消费者带来“民主”与“均等”，因为盗版的背后仍然是跨国资本在操纵，虽然这不再是好莱坞资本。彭丽君这里濒于“绝望”（despair，见其标题）的结论，与贾樟柯对VCD和DV的“民主”作用的呼吁截然相反④。如果说贾樟柯过高期待消费者（自然通过盗版）对世界影像资源索取一种民主性的享受权利，彭丽君则过低估计广大消费者的选择和接受能力，以为他们只喜欢好莱坞和香港的娱乐片，只认同电视连续剧中的达官显贵，而不曾或不懂得欣赏欧美的艺术片（这些“经典”同样流传于盗版市场）。彭丽君对“集体性”（collectivity）——尤其是“中国性”（Chineseness）——的质疑，既表现了文化研究界对资本与国家的批判意识，也透露了精英理论对消费大众的缺乏信任。这样，彭丽君对盗版的研究基本上只停留在理论阐释的层面，属于一家独言。 相比之下，王淑珍则实地追踪了盗版的流通途径，查寻资本的运转，访谈了影像产品的发行商和消费者，记录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声音，为盗版现象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虽然她没有拘泥于某一套理论体系，但是她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参考数据和最新的理论观点，也为中国电影的工业研究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