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电影之于中国电影，已经有十几个年头，虽然每年都有新片子面世，但与最初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反响相比，第六代似乎已经淡出了电影观众的视线，这从他们2005年的最新作品如《世界》（贾樟柯）、《向日葵》（张扬）、《青红》（王小帅）几乎没有引起反响中可以得到印证。至少从目前来看，第六代电影不仅难以与第五代曾经创造的辉煌相提并论，无法和谢晋等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相比，甚至在冯小刚电影所制造的电影票房面前，也有泄气之感。眼下，中国电影的第七代已经在“命名”并浮出水面，在这个各领风骚只几年的变幻迅猛的年代，第六代难道已经“江郎才尽”抑或成为中国电影的“过去时”？回顾十几年来他们的影艺之路，又有什么可以总结的，重整河山靠什么？ 在笔者看来，对电影大众文化属性的认识不足和“生不逢时”，对中国电影观众欣赏趣味的陌生或忽视，不能根据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而采取适当的策略，是第六代电影一直陷于尴尬境遇的三大原因。 一、当艺术遇到大众 众所周知，第六代电影人登上中国电影舞台的20世纪90年代之初，恰是中国大众文化风起云涌之际，从80年代到90年代，对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电影）的走向来说，绝不仅仅是年代的更替，更是一个巨大的震荡：从激情与理想主义转而到大众文化的时代，因此第六代首先遇到的是“水土不服”。记住这一点，对理解第六代电影人及他们的电影的遭遇，至关重要。 因为，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作为中国世俗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颠覆了80年代的精英文化主导地位，而这，恰是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所面临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境域。 首先，世俗化代替了精英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带有先天的神圣化倾向，忧患意识浸染的入世精神，以仁学为根基的“文以载道”情怀，浓烈的道德意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导倾向。具体到20世纪初80年代，中国文化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精英文化特色。按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电影，也承担起了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的使命。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即便不是受到忽略或抑制，也要服务于上述的文化批判和反思意旨。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电影应该具有的根本使命，这，也就是我们从第五代电影那里所看到的景象。但进入9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这种以反思和启蒙为特征的文化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代之以大众文化、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三足并立新格局，而且大众文化日益成为文化的主流形态。 而就文化的旨趣来说，第六代的电影无疑具有精英文化的特征，且不谈长期的“地下”和“独立”身份，只是其个体化风格、个人体验、小众化的制作方式和接受，都与大众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初登中国电影舞台之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喝彩与关注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文化的共享和民主性代替了文化的独占性。与上述世俗化代替了精英化相联系，文化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或者少数人独享独有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大众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公民）社会成长的伴生物，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它本能地具有一种依托大众的、趋向民主的品格，指向开放的双向交往的多元化的意识形式。大众文化改变了原有的文化资源分配方式，进行了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它开辟或创建了新的公共文化场域，建立了大量新的文化资本及其积累与运作方式，大大改变了原有的单一政治文化资本的拥有方式（不需要经过政治的特许）或独享（专有）方式，创建了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等级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消费方式，使大多数人可以更自由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喜爱的文化资源。 而第六代电影，最初近乎于“圈子”里的自娱自乐，他们的影响所及，是常常光顾酒吧和咖啡馆的青年群体，是热衷于“淘碟”的大学生们，对于广大的“大众”来说，第六代电影并未走进他们的生活，当然也就没有成为他们的文化消费对象。尤其，他们那种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在本质上是与大众文化的共享和民主性相排斥的，这也注定了第六代电影的悲哀。 再次，娱乐代替了思考和批判。即大众文化不追逐所谓永恒、绝对的形而上价值关怀，而是把对理性、心灵的关照和抚慰转变为对感性乃至肉体的垂青。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80年代中后期，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包括政府主管部门非同寻常的重视，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的陈昊苏的《关于娱乐片主体论及其他》一文，甚至提出了“娱乐片主体论”：“我赞成对电影功能作全面的理解。我在这里重复我去年（1985年——引者注）6月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 认为电影功能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娱乐功能是本原，是基础，而艺术（审美）功能和教育（认识）功能是延伸，是发展。……我以为在电影功能问题上，我们应取如下正确的立场：承认在一定条件下艺术与娱乐的分野，但要求它们尽可能的统一；反对两种不合理的排斥，既反对片面强调教育功能而导致娱乐功能、艺术功能的削弱取消，也反对片面强调娱乐功能而导致教育功能、艺术功能的淹没和失落”①。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杀得一个不剩，脱得一丝不挂”成为吸引观众的利器，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娱乐”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几乎所有中国电影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