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制造者 论及本文所涉及的对象，首先需要将“主流电影”与“主旋律电影”区别开来。“主旋律电影”的提法稍晚才开始出现，差不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它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宣传片”。但是这个视野和要求，完全不能囊括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主流电影。作为“主流电影”中所包含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支配和主导性质，可以借用恩格斯“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来形容，即它不是某一社会力量单方面颁发的结果，而是社会的多个阶层多种力量经过多重磨合，所达成的某种平衡和共识。尽管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同意，但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结果，是人们之间的对话与妥协。而主流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决不仅仅是被动的，而是一个互动的、互相生发的关系。主流电影同时是形成和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 一定长度的剧情片需要叙事。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我们暂且把电影中的叙事分为几个不同的层面：一、镜头叙事，涉及的是镜头的运动及镜头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情节叙事，涉及一部影片的剧作或文学部分；三、神话叙事，即如何将现实世界提取为某些可见的形式，使其变为可以理解的，即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将现实转换为言语”①。本文题目中所标“叙事”，主要与第三者“神话叙事”有关。从这个角度，叙事电影通过一些基本的冲突和克服、对抗与解决的模式，譬如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法与非法、个人与秩序等，帮助人们去界定周围纷繁混乱的现实，建立一些可以理解的框架，并从中找出相对稳定的意义。这个建立意义的过程，是伴随着观众的认可完成的。人们用“集体文化理想”、“基础文化价值”、“仪式”② 来称呼好莱坞电影，其原因便在于此。当然，神话叙事并不一定都是“宏大叙事”，它的核心在于将某些真实的东西转换为可见的形式，尤其包括人的真实情感。 以1949年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神话叙事，以帮助人们认识“新天新地”，顺当地适应和进入新的秩序。《白毛女》（翻身解放的模式）、《南征北战》（战争史诗的模式）、《钢铁战士》《董存瑞》（战斗英雄的形象）、《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传奇英雄的形象）、《中华女儿》《八女投江记》（女英雄的形象）、《鸡毛信》（小英雄的形象）。所谓“英雄”，就是以旁人不具备的品格和耐力，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并引导着这个世界的方向。英雄的身影便是这个世界的新形象。这些影片通过讲述新英雄的业绩，讲述英雄如何克服困难——光明如何战胜黑暗，正义如何战胜邪恶，美好如何战胜丑恶，高尚如何战胜卑鄙，讲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诞生的，它所建立的新秩序、新规则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理解新的现实。与创造世界的英雄一样，歌颂英雄的诗人同样是这个新世界的创造者。如果把这些影片称作为“主流电影”，那么，早期的这些主流电影，与新世界初始一样，是生气勃勃，富有创造力的。当然，不能够提供关于新世界叙事的那些影片，则遭到了严厉摒弃，比如《武训传》。 作为早期神话叙事，这批电影中有较多的社会真实作为基础，体现了真实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反映着那个年代人们的某些真实要求和切肤之痛。这些电影中的冲突——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新与旧，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汇聚了不同社会力量的想象。笔者举两部相对比较“中性”的影片为例。一部是石挥导演的《我这一辈子》，它以一位穷困潦倒、濒临死亡的老人的回忆，表现了近半个世纪北京城（中国社会的缩影）的时世沧桑：不同的“主子”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不同的新名词（“共和”、“专制”）开始出现在民间的街头巷尾，不同服装的军队在人们眼前晃动着不同的武器，当官的不断高升（秦大人），但时代变化的结果只有一个：老百姓越来越受欺压，他们的儿子被砍死，女儿被抓去当慰安妇，上了年岁的老爹在牢房里受刑。没有人保护他们，连同饥饿与疾病，底层人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石挥将一个底层小人物（巡警）的敏感心思与无比困惑，演绎得深切感人。这样的感情，这样的认识，其中所包含的对于新社会的急切向往，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民共识”。 另外一部杰出的影片是史东山导演的《新儿女英雄传》。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北方所谓的“拉锯地区”——国军、八路军、日本人在同一地点来回出没。在介绍这个地区复杂特点时，影片用了这样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细节对比：国民党军队作风败坏、鱼肉人民，对处于战乱之中的群众进行无休止地敲诈；而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拿老百姓“当个宝”。这些电影中的细节，应该说都是非常符合历史真实的。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对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越来越像是一锅煮沸的开水。 成功的价值转换，必得运用已有价值的资源，可以说是“借腹生子”。人们在接受新思想时，同时也在运用着头脑中已有的思维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共产党的价值观是嫁接在传统儒家价值观之上的。《新儿女英雄传》中女主人公小梅一半是因为抵债而出嫁，很快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家出走，参加了八路军组织的抗日活动。她的丈夫张金龙一度也加入了妻子的行列，但终因这个人根基恶劣，品行不好，结果当了汉奸走狗。当这一对夫妻分道扬镳，他们各自所代表的价值也昭然若揭。对好逸恶劳、流里流气的张金龙的谴责，是建立在积极、勤勉的儒家人生态度之上的。这部电影极具魅力之处还在于对自然环境的深情描绘，白洋淀这个地区的自然景观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这样做既契合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亲近和谐，又表达了美丽家园决不允许入侵者践踏的潜在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