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德烈·巴赞的“演进”》中，电影理论史家达德利·安德鲁描述了巴赞的“真实电影美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欧洲的命运；“在激烈的社会运动的浪潮中，在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指导之下，法国的《电影手册》和英国的《银幕》杂志，以‘唯物主义’的名义来指责巴赞；他们宣称电影导演的‘死亡’有利于文化实践；并且他们用以政治影响为基础的电影等级制来取代过去《手册》所建立在美学价值上的电影等级制……意识形态成为电影理论中一种新的正统观念的基石，在巴赞的影响力降到最低点的1980年代，意识形态成为统治性的观念。”① 但是，当巴赞在他的家乡备受冷落的时候，却在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4年，《电影是什么？》的英文版全集由加利福尼亚出版社再次出版，成为美国电影理论界的一件大事。而在此之前，除了休·格雷翻译的二卷本《电影是什么？》之外，还包括《让·雷诺阿和奥逊·威尔斯：一种重要的观点》和《占领和抵抗时期的法国电影》，还有由伯尔特·卡杜罗编辑的论文集《巴赞在工作》，以及达德利·安德鲁的专著《安德烈·巴赞》等等。更重要的是，对巴赞的兴趣远远不止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兴趣。随便翻开一本当下美国电影理论的论文集，你会惊讶地发现，巴赞常常使用的、被七十年代后的欧洲理论所抨击的“风格”、“真实性”、“美学”等概念，仍然被美国理论家热烈地探讨着。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一个技术主义电影传统主宰之下的“梦工厂”，为什么对倡导写实主义的巴赞保持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一种“标准化生产”的电影工业，为什么如此关心“美学”和“风格”？一种素来反对本体论的实用主义电影研究，为什么如此关注巴赞对电影“真实本性”的追溯？一旦联想到巴赞的主张与我们通常对好莱坞的印象之间的巨大反差，我们就会意识到美国人比“欧洲理论”有更多的理由拒斥巴赞。但事实恰恰相反：1997年，伯尔特·卡杜罗将数十篇《电影是什么？》尚未收录的巴赞论文结集出版，文集的标题耐人寻味——《巴赞在工作》——巴赞“活”在美国。 一、“理论演进”VS“理论革命” 巴赞说：“我们必须这样看待电影：它的存在先于本质。”② 这也许与他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有关，但很明显，巴赞并不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谈论“存在”，而是指：电影的存在就是电影演进的具体过程。安德鲁认为这种“演进”的思想构成了巴赞理论的基本原则：“巴赞应该被视为一个将演进作为一种确定原则的历史思想家。”① 这一“演进”原则也许是巴赞理论在美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则意味着一种研究电影的态度：即像巴赞那样，承认电影是一种全新的、处于演进过程中的艺术，我们只能在其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去了解和言说它。同时这也是关于电影理论自身的态度，即承认我们对电影的知识同样处于“演进”之中，电影理论只能在不断的认识和修正之中发展，不存在可以穷尽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绝对普遍的知识——唯一永恒的只是“演进”本身。 对比当代美国电影理论和法国理论中对巴赞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巴赞：一个是今天“活”在美国电影理论中的巴赞，他努力地追踪电影在文化与历史之中发展的具体现象，从这些细微而复杂的现象中不断发现规律；另一个巴赞是被1968年后法国电影理论所埋葬的巴赞，这个巴赞作为一种已经被终结的电影理论的代表，不仅提出了错误的本体论问题（电影是什么？），并且与新的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相比，其理论基础（现象学和生命哲学）早已过时。 历史中的巴赞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两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进而折射出的两种理论观。一种是将电影理论视为“演进”，这种态度将电影和电影理论都理解为“正在生成”的过程；这种态度将巴赞视为理论“演进”历程中的一环，由此，巴赞的理论与新的理论内在地交织着，处于生生不息的自我生成之中。另一种是把理论视为“革命”的态度，这种态度把理论的发展理解为彻底的颠覆与重建，这种态度总是通过对“新”的真理的允诺来推翻“旧”的真理，并且在更“新”的真理到来时迅速退场。在中国的电影理论界，许多严肃的学者也已经指出国内电影理论的症结，即一种走马灯式的理论替换，其实这并不完全是中国电影理论自身的毛病——当然，这是题外话。 仅仅就电影理论而言，两种理论态度产生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在美国，电影研究依然是非常活跃的学科。电影研究一方面结合着电影发展中出现的新的现象，另一方面依然紧叩和面对着传统理论提出的各种问题，使理论的演进和电影的演进紧密地扭结在一起。电影理论的连续性保证了电影教育的系统性，形成了大规模的“教育——研究——就业”一体化的循环机制，围绕着电影工业而有效运转。而在法国，虽然同样保持着热烈的讨论电影的风气，但是不客气地说，作为独立学科的电影理论已经不复存在。法国电影理论家只是对电影感兴趣的符号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尽管电影仍然成为众多相继登场的新理论的时髦话题，但电影理论却已经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方法，陷入了“理论的贫困”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