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是一部令人愉快的电影，尽管不乏笑声，然而随笑而来的是锥心的刺痛感，给人们留下了痛定思痛的偌大的空间，这是一部使每个看过的人都不得不思想的极其另类的影片。 《鬼子来了》讲述的就是一个“鬼子来了”的故事。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使得现代汉语中的“鬼子”一词具有了明确固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不用加任何定语就能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它的特指。然而，《鬼子来了》并不是一个令我们看了开头就能猜出结局的早已耳熟能详的抗日故事。马大三被迫接受了“我”送来的两个俘虏，即鬼子花屋小三郎和汉奸翻译董汉臣，说好了过几天就来取人却一去没了音信。对村民们来说，把这两个俘虏无论是养着还是杀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后拿人去向鬼子换粮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处置策略。但是换来几车粮食的同时也换来了屠村的惨祸，而此时鬼子已经接到了战败投降的命令。侥幸逃脱的马大三冲入战俘营复仇，被国军处以死刑，而行刑者竟是花屋小三郎。电影的叙事复杂荒诞出人意料又不失流畅与真实，因为在故事的每一处发展与转折中都隐匿着极为丰厚而繁复的人性内容成为推动情节的动力来源。 一、“我”是谁？在这个故事中并不重要，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表现方式就已经把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抗日）力量边缘化了，重要的是“我”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人为的失信和缺席强行将村民置于与鬼子的对立的关系之中，进而使检视战争中“沉默的大多数”去理想化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成为影片表现的主体。 抗日战争已经打了8年了，挂甲屯的村民依然以固有的方式活着，该算计时照样算计，该偷情时还是要偷情的，他们并没有因为鬼子来了就变得更深明大义一些。唯一不同的是日本军乐队穿过山村时为这里带来了不详的声音，而驻扎在附近的鬼子时不时的骚扰也会使他们倍感亡国的耻辱。不能说他们不痛恨鬼子，“想当汉奸”是他们之间最为严厉的指责，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活着”依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人生目标。如果没有“我”强行送来两个俘虏，或许他们就会如过去的8年一样有惊无险地度过这场残酷而漫长的战争了。“我”是谁，在这个故事里并不重要，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的表现方式就已经把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抗日）力量边缘化了，重要的是“我”在后来情节发展中人为地失信和缺席强制性将村民置于与鬼子的对立的关系之中，进而达到检视战争中“沉默的大多数”去理想化的真实的生存状态的目的。影片中人们的生活以好像不同又非常酷似的形貌出现，给人以熟悉而又陌生的荒诞感觉，是观众常常在大笑的同时又有一种痛彻肺腑之感。 在影片中，挂甲屯村民们的行为品性呈现出全然混沌的状态，完全不是人们所期待所熟悉的被极度两极化的理想景象，他们既不是民族激情澎湃的抗日英雄亦非助纣为虐的汉奸，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主流意识形态难以接受的禁忌的一面，即匮乏理想，不容易指认，并且不能轻易对号入座已有的固定的类型范式。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早已认同的价值观与审美习惯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然而这正是“沉默的大多数”在战争中更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在以往的银幕上却一直被排斥在理想的范式之外。在任何时代里，社会结构都呈现出金字塔的形状，在金字塔的底部通常都聚集着“沉默的大多数”，而能够振臂一呼的英雄在任何社会都是极少数。那段历史在半个多世纪里积淀了太多的已被固定下来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且这种积淀为了顺应主流价值体系经常呈现出过分理想化的倾向，所以，它们掩盖的总比呈现的要多得多。《鬼子来了》就是要在去理想化的混沌中带领人们通向真实。 所谓的去理想化是指完全剥脱了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准绳所形成的文化道统给文学艺术加上的人为的光环，是对在此光环照耀下所形成的主流模式的彻底颠覆。我们在浏览这一主流模式的经典之作后，发现它们的确是很好地完成了一个政党的政治化的诉求。通常这一政治诉求都是借助于现代的英雄神话来完成的：挺拔伟岸的游击队长目光如炬智勇双全，“革命的老妈妈”深明大义一脸慈祥。观众从中看到的最为经典的场面是全民皆兵的振奋与雄阔，在激昂雄壮的进行曲中，小鬼子面对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充满恐惧，瑟瑟发抖。《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都莫不如是，一再重复再现这种经典的场面，人民群众始终都是抗日革命力量的坚强后盾，在这里被肆意张扬的是一种人民母亲的理想情结。如今那场战争与我们已阻隔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此后的文学艺术（尤其是17年的文学艺术）所叙述（虚构）的战争便成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然而错位恰恰就在这里。真正的历史真实因为历史的复杂性和不可再现性以及个人陈述的局限性使其成为一个始终难以企及的目标，也正是如此才激发起文学艺术家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回忆或幻想）历史场景去再现历史真实的创造冲动。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每一次的历史叙述都不过是一次个人（认同或屈从意识形态）的选择与陈述。但毋庸置疑的是：以往所有关于抗战历史的每一次叙述的努力都曾以个人的方式够到了历史的某些真实而着实令我们感动过：如同仇敌忾的民众和层出不穷的英雄。尽管历史的真相距离我们依旧很远，即便如此，不断地追问历史的真实依然是人们不可轻言放弃的终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