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良友》画报1935年2月刊以两页的篇幅登载了一组照片，题为“如何分配每日之二十四小时：一张标准的时间表”。画报围绕一个平面闹钟，根据日常活动的时间顺序顺时针地排列着一个年轻都市人李百川先生及其妻子的十四幅照片。照片的文字说明详细描述了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按什么顺序做，等等。对此，我们可做如下理解：首先，都市生活关涉时间、日常生活的规范与安排，每天的活动都应遵循既定的时间表；其次，这些日常活动都与技术密切相关，这些照片展示了代表这座城市之先进性的广为人知的现代事物(报纸、公共电车、电话、电灯、收音机、摄影)；第三，这一表述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其所描绘的现代生活风格的组成部分。这类摄影作品通过复杂的印刷文化网络在上海的都市环境中流通(印刷材料促进了这类作品的阅读)。简言之，作为一种如何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形象指南，这两页篇幅的照片不仅从视觉上广泛展示了理想的实践现代生活的主体，而且也展现了一个有抱负的都市人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时刻表。 这些照片所传达的想像的现代都市生活训练，在对时间的规定和安排的视觉化形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这种形式特征，通过围绕着置于中央的钟表形状布局照片——同一形式的反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不仅照片的内容直接道出了时间的意义及对时间的组织，而且它的形式又将这种组织视觉化。本文中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性的视觉形式？这些形式反映了什么样的特质——大致“轮廓”为何？它们又是如何被电影系统地陈述的？最重要的是，正如我在开篇所言，如果现代性是一系列时间问题，那么，电影如何表现时间？ 我将集中讨论一部重要的左翼电影文本《新女性》，这部电影在1935年2月上映，与我所描绘的《良友》画报照片的刊登时间相近。这部电影运用了独特的电影策略表现时间，因此在表现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性的形式方面具有代表性。通过细读这部电影对时间的处理，我认为它运用不同的电影技巧，通过对相互冲突的时间的融会、规范和安排，使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殖民现代性得到了最好的阐释。 我以《新女性》为焦点，讨论电影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许多上海电影关注的“新”的问题。摄影与叙事是我要讨论的两个主要层面。同时，我也提出了摄影形象的理论化问题，这一问题不是在时间的维度上进行讨论，但却对《新女性》中时间问题的具体分析很重要。时间对于理解我在本章中试图要阐述的时间性问题非常关键。正是这种普遍性与具体性之间的张力，使得这部电影成为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及普遍的电影与殖民现代性的代表之作。 《新女性》与现代性的时间性问题 《新女性》拍摄及阮玲玉自杀二十二年后，导演蔡楚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对这部电影做了如下的描述： “在《新女性》中，阮扮演了一个女作家……被生存的压力和旧社会的逼迫压垮，企图自杀。当她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时，已经太迟了。”[1] (P393) 这篇总结可以看作是一篇为阮玲玉所写得很好的墓志铭，“她”在这儿既指阮又指电影中的人物韦明。这部生活模仿艺术的戏剧，直到今天仍然是人们对于电影和演员本身的想像资源。 有趣的是，大部分关于这部电影的描述和概要常常关注的是它所引发的这种“迟”的感觉。电影结束时，在《新女性之歌》的歌声中，另一位新女性的典型代表——阿英与其他女工一起手挽手走在大街上。一页登着韦明自杀死亡的报纸在她们的足下不为人注意地被践踏着，被风卷去。《新女性》的结尾融合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这种双重的意义并不是一种二元的冲突，也未提出任何辩证的出路。电影在一种矛盾、不安的气氛中结束。电影必须结束，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悬而未绝，比电影开始时更加令人迷惑。 《新女性》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三个女性的故事：一个是年轻的作家韦明(阮玲玉饰)在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教音乐，其时正在筹备出版一部小说。韦有个男朋友余海俦，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她还有一个富裕的求爱者王博士——他已与韦以前的校友张秀贞结了婚，而韦并不知道。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与韦住在同一栋楼里的李阿英——一位坚强而务实的女工，她在业余时间教她的女工友们识字。 当时的评论家很快对电影中塑造的三位新女性进行了比较，认为《新女性》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新女性？1935年电影上映后不久发表的一篇评论总结了这些新女性人物所表现的内涵。 “张秀贞是一个大学生(无疑是资本家的女儿)，但她心甘情愿作一个男人的玩物，成为买办阶级的太太。李阿英来自于工人阶级，与堕落的环境斗争。韦明的背景似乎在前两者之间，因此，她不可能从摇摆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剧中解脱出来。”[2] 这些新女性的典型形象被置于她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资本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中。电影中复杂的性别问题，其他著者已详细讨论过，在此不再赘述。我所关注的问题是：电影在对“新”的追求中如何表现现代性——具体而言是殖民现代性。与同时期的许多左翼电影一样，《新女性》借这些性别典型所展现的戏剧性中心，是新/旧、本土/西方、传统/现代的对立并存。或者说，是如何解决这些对立的双方所表现的二元对立。许多文学作品已经表明，中国普遍的现代化设想就是对“新”的颂扬和有意识地对旧的保存。然而，把殖民的影响与本土对它的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为仅仅是敌对关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坚持双重的二元关系只是不自觉地以辩证的方式肯定了历史的线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