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商业巨片”是一个能让人误解的词汇。历史上，存在过几种不同形式的商业巨片，并且每一种形式都和表现的不同方式相关。例如，二战后，商业巨片指的是那些描写重大事件的电影，它们都在大都市的大型电影放映场所放映。因此有意义的是，当诺丁汉剧院在20世纪60年代被重新设计，在英国它不仅是第一个双银幕的电影院，而且剧院的楼上，一厅，被清楚地设计用来放映这些电影。一厅放映“75毫米，宽银幕”的电影，而在楼下，二厅，继续放映“普通35毫米电影”。正如它所显示的，一厅放映的电影会是“可预定的”，而诺丁汉剧院是“第一家”采用分离放映方式的影院（《卫报》1965年6月30日，4版）。（注：这一章是基于诺丁汉地方影院的研究，电影消费和城市：诺丁汉城历史事件的研究，由艺术和人文研究董事会主要研究项目资助。由马克·让科维奇博士领导，包括露西·费尔，她做了大部分的档案研究，研究者们被雇佣去收集影院的口头历史。） 然而现在，名词“商业巨片”开始和多银幕影院联系在一起，并且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多功能厅不仅转换了商业巨片的含义，而且它自身也是商业巨片发展的一个反映。一方面，商业巨片不再仅仅指那些重大事件的电影，而且也开始指那些在票房上成功的电影。另一方面，如高莫利所说，多功能影院的成功是特别建立在能够使用多个银幕，从商业巨片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基础上。例如，他描述了一个“加拿大企业明显改变了北美界定‘去影院’的标准（高莫利1992：105）”，它“可以在三个或四个银幕上放映一部受欢迎的，有良好广告宣传的电影，随着电影受欢迎程度的降低，电影观众的人数也随之减少”，或者，如果管理者们发现自己没有判断正确，“他们就会在六个银幕上放映电影，满足大多数观众，这样就不会流失一个可能的个体观众”。 然而，当多银幕影院和商业巨片的联系在商业上证实是能获利的时候，还刺激了人们把它作为一项活动重新走进影院的兴趣，两者仍旧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关于商业巨片的抱怨不是简单关于影片本身，而是与电影相关的特殊消费模式有关。因为所放电影不同，影院在被比较的时候，电影也会因放映地点不同而改变含义。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百老汇影院，诺丁汉地方艺术剧院的主管声明：“显然我们无法和市中心的主流影院竞争，例如我不能就想着放映《侏罗纪公园》[1993]。”这里商业巨片代表了艺术影院和主流影院的差别，但是，主管接着同意这个评论：“除非我们整个放映季不全放映那些特效影片，或者我们越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做一个影片介绍”（《诺丁汉晚报》，1993年7月20日）。 问题不是影片自身，而是那些相关消费。《侏罗纪公园》可以在百老汇影院放映，但只在与教育和知识有关的群体里。 换言之，影院与消费模式相关，就是阶层的归类和评估。例如，在放映的策略上，东中部地区媒介代理合伙人利用了一个特殊的隐喻性的区别说法：就像餐馆，专业影院提供了与多种快餐不同的菜单和环境。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区别是不奇怪的，它更普遍地吸收了一系列围绕多银幕影院的相关的东西。 与多银幕影院相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电影放映。更普遍的是，经常因为与城市的关系和城市的改造而受批评。它时常地与郊区的其他发展联系在一起，如大型购物中心。根据非常相似的争论（高莫利1992年；哈森2000年；琼斯2001年；保尔1994年；哈博德），米勒和他的合作者认为：“通常这些购物场所的竞争意义”可以被分成两个主要的相关部分（米勒1998：ix）。一方面，这些购物中心被视作一个城市内部问题“现时公共用地扩张恐惧”的解决方法，恐惧经常被用“种族紧张的词汇，有时是综合肮脏和污染概念的词汇”表达。另一方面，还有“令人不断恐惧的当代购物中心的人造特征”。结果，米勒和他的同伴不仅讨论了在布兰特十字购物中心缺少自然光线的问题，还有中产阶级喜爱的可靠和公共的购物地区。经过这些行动和确认，消费者可以通过对假定的商业主义和大众消费认同的拒绝，寻求自身与“普通”消费者的区别。然而，对多样性的渴望不必是对其他事物的赏识；它可以是区分自我与大众的方式。 这些关系过去还和购物中心、放映商业巨片的多银幕影院的其他特征关联。如此成功的发展，不仅适合了驱车购物的消费者，还适合了那些因为停车问题而放弃在城市购物的大量消费者。可是，汽车越来越被视为破坏城市的标志。它的需求破坏了邻里关系，污染了环境，还产生了社会排斥现象。因为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公共交通不仅被削减了，而且越来越影响到那些贫困人群。郊区的多银幕影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非常安全的，因为只有人口中的某个群体有交通工具可以驱车前往。 此外，由于休闲和消费逐渐地加入到这些多银幕影院的发展中，城市购物中心还在大幅度地减少，因此这些发展已经变得具有象征意义，非常重要。不像在美国，在那里它们是在城市扩展的进程之外被修建起来的，大多数英国的购物中心和多银幕影院是在“多余的工业用地”（格瑞1996：129）上修建的，因此象征了城市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变（汉尼根1998；哈维1991）。它们以消费圣殿的形式代表了工业工厂的文字替代，产生了“两个城市的传说”：对于某些相对极度贫困的人，是一幅奢侈和繁荣的景致（汉尼根1998：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