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族文化生产的挑战 随着来自全世界的新老影片与影碟越来越容易得到，中国观众在并非仅有民族电影的语境中观看和评价影片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与华语影片的概念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认识，即跨国族的制作、放映与接受，使过去的民族文化主权的观念复杂化了。随着影片观众兼阐释者群体的不断壮大，人们隐约意识到，文化主权意识已岌岌可危。事实上，所有影片已进入了与其他媒体和文化，以及由不同国籍和种族的观众组成的广泛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关系之内，这种象征的关系不再属于某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文化。在这一跨国族文化语境中的共同课题之一就是：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各种持久不衰的霸权的存在，那么，如何能够拓展跨文化、多种族和多元文化对话的开放空间？一方面，民族电影对于好莱坞统治的担忧并没有减轻。另一方面，以往那些保护民族电影、传承文化主权的天真想法，受到了挑战。因为，面对的是在一个资本、技术、观念和人力资源非对称流动的世界里，什么是这个时代语境的重要文化产品这一问题。 影片制作、放映和阐释的跨国族语境的强化引发了两个主要反响。首先，出现了在全球影视文化及其研究中对华语影片的普遍接受。制片人和导演，不管是不是中国籍，是不是华裔，都在抓紧机会，利用这一接受态度，寻求合作，为受欢迎的动作片类型赢得更广泛的观众基础。其次，对于跨国族性的关注，不仅是与民族主义者的视角形成对比，而且与坚持跨国族电影的固有本性的态度形成对比，这种态度是以“多元现代”（或作“现代性中的游离modernity at large”）的观念，坚持凸显现代化语境中某些特定的、不具有可比性的经验。 在一部关于海外移民群体和跨国族的著作中，文化人类学学者王爱华（Aihwa Ong）告诫人们，对于全球化破除物质环境与文化藩篱的能力不能盲目乐观。她指出，更多个人和政府采取有弹性的积累策略，透过商业行为在市场和文化领域里占领有利地位。因此，在后福特生产期出现大量表面的弹性现象并没有抹杀这一事实，即社会秩序和行为符码依然在成功地流通于各国之间的文化产品中发挥作用。在一针见血地分析吴宇森的早期影片（《英雄本色》和《英雄本色Ⅱ》）的章节中，她指出，这些影片的家庭型经济和兄弟义气对于海外华人文化来说也相当典型。海外华人文化为了回应种族主义的边缘化，已经采取了弹性策略，但对女人却保持着家长式的（非弹性的）态度。对于王爱华来说，“跨国族”中的“跨”（trans），不仅意味着经济术语中的交易（ transaction ）， 而且意味着交叉跨越（traversing）、过渡（ transitive ）、 翻译转换（ translational ）和逾越（transgressive）的条件，主体正是在这种由资本与国家共同引发与规范的条件下与历史和文化进行斡旋。王作为人类学者没有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欢呼，而是期望建立一种从当地处境出发的民俗志（situated ethnography），这个民俗志在与各种或旧或新、或全球或各地的不平等的新关系中，会顾及既存的事实和具有地域色彩的主观性。（注：见王爱华《弹性公民身份：跨国族性的文化逻辑》（杜克大学出版社），第6—11页。她的民俗志强调人们本身经历和随之而来的主体性。） 因此，对于跨国族电影的讨论，不能短视地局限在几部轰动一时的在本土与海外获得票房成功的影片上。 中国的“第五代”与“第六代”（或曰“新生代”）导演的乡村寓言式叙事与立足于城市景象纪实的现实主义手法的相继出现，说明这些影片试图阐明自我、国族与存在着革命浪漫乌托邦所留下真空的现代世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以不同的力度，抗拒外在的社会禁律，向观众展现大胆的影像，反映了探索文化与历史写作的复杂性的愿望和机会。无论每种风格在中国电影革新方面的成功程度如何，对于电影的要求，都是要尖锐、敏感、大胆地把握在其所处时代的真正重要的现实。尽管文化民族主义使这一问题成了几乎仅与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相关的问题，但对于抵达平凡生活深处的艺术的需求，与接近文化人类学者所期望的从时代主体经历出发的、并非笼统地谈国族的民俗志，却变得前所未有地迫切。 二、媒体生态变化下的代际评论 20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影片树立了中国电影现代化的身份。那时，国营的制片厂可以支持第五代导演的拍摄计划，而且大众也因为这些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承认而狂热地响应。如今，电影的制作和消费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过去的发行/放映系统和国家对非主旋律影片的投资已然消失，随之而来的则是商业片的进口、私人影片公司的兴起以及新年/暑期档大片现象的出现。在数字技术开始成为媒体创作的主要技术平台的同时，媒体变得相对丰富，选择的余地也不断增长。电视频道的增加，肥皂剧、古装剧、纪实节目、重拍的革命浪漫剧和观众参与式节目造就了利润丰厚的广告业，而广告业更是每天都在教导观众接受包裹于精美的视听外观之中的商业文化。电视频道和DVD， 虽然是传统制片厂和电影院的强大的竞争对手，然而，它们除了为培养熟悉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了相对廉价的训练基地之外，也为电影提供了播放平台。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这种媒体无所不在的环境也是上述所有形式与各类型的影片共存的背景之一，这种共存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大众文化与市场的压力与潜力甚于以往。 关于代际的评论，除了强调了第五代与新生代导演的不同成长背景，定位和对于变化中的时代的不同应对能力以外，不免要看到他们所共同面对的变化所带来的难题和挑战。首先，可以参照的是：在其他同样经历着飞速变化的亚洲都市背景中（比如台湾、香港、韩国），不少影片似乎已经成了对社会内在状态的一种“认知地图”（注：这一术语引自弗雷德里克·詹明逊关于杨德昌的影片《恐怖分子》的讨论。参见布朗、毕克伟和邱静美主编的《中国新电影》一书的有关章节（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而且它们对于那些与变迁一起消失和无可挽回的损失进行“哀悼”（注：如关锦鹏的《胭脂扣》（1986），作为在都市的飞速发展和香港文化的消失中开启怀旧风潮的典型例证，很受评论界关注。），藉此把社群与追念行为连接在一起，诚实地面对现代性与人性中的阴暗面。这些影片，与中国特有（也是飞速变化）的情况一起，继续召唤着两代导演以影像做出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