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在发问 中国电影（注：港台电影原本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由于资料不足而未涉及，故本文所说中国电影仅指大陆电影。）从1905年拍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算起，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路程，取得了十分辉煌的业绩并提出了大量可供研讨的宝贵话题。这一厚重的、沉甸甸的文化遗产，不仅引起了中国电影人和中国观众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了国际电影史学者、著名导演、制片人的热切关注：这种研究之潮正被推向一个更加广阔的即全球化的背景和跨区域文化的历史视野之中。 历史在向我们发问。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并做出自己的回答。 这首先是现实的需要。我国经济已纳入经济全球化的轨道。如果说，历史上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硬实力”即经济、军事上的较量，那么，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重视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等在内的“软实力”的较量。电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构成要件。要增强这种实力，首先就必须了解中国电影的昨天，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把握今天，并与时俱进地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使我国电影事业健康地、和谐地向前发展。 其次，也是历史的需要。百年影事，成绩多多，但失误亦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10年前我国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活动中也曾涉及到中国电影的得失，但毕竟只能达到当时认识的高度。当历史的生动转化为灰色的记忆，当思维经过沉淀和过滤，人们对前人、前事看得便清楚地多，深刻地多，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性。应该从历史的本身来说明历史：是其是，非其非，不虚誉，不酷评，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中寻求带有一定规律的、可资当今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因此，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就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性的礼仪式的欢呼，而更需要我们有一种科学、严肃而全面的历史观和自省力，并使之转化为中国电影新崛起的内驱力和开发谋略、才智空间和参照系数。我们决不能辜负、错失下一个百年机遇了！我想，这才是我们对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最好的纪念和回答。 二、闪光或黯然的记忆 中国电影100周年的生成和发展，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和渊源之中的，带有彼时的深刻印记。 1905年秋天，历史记住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季节：北京丰泰照相馆把谭鑫培的舞台剧《定军山》拍摄成短电影片并放映，这作为中国电影的发轫之作而载入史册。这些情况说明，电影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商业行为而进入人们生活领域，“票房”便是其标志。同时，中国电影诞生时的1905年，时值清朝末期，社会积弱，民生凋敝，科技水平十分落后，而电影又是一种需要高经济、高科技实力投入的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显得先天不足。另外，从《定军山》问世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历经了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社会变革或重大事件。中国电影一直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外国资本的压迫，政治格局的动荡，民族生存的危机，战争炮火的阴霾，政策的多变等等因素一直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直到1978年新时期之前的中国电影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的严峻的生态环境之中，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由此可见，社会的稳定发展，不仅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而且对一切文化艺术（包括电影）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历史留给我们宝贵的启示和沉甸甸的一个话题，值得认真记取。 历史总是青睐先驱者或成绩卓著者。在早期中国电影的拓荒中，首先是郑正秋和张石川，他们在1913年就拍出了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以后他们又拍摄了多部影片，并与周剑云等发起组织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黎民伟1913年前后也在香港开始了影事活动，拍了《庄子试妻》等影片。1929年，罗民佑创立了联华影业公司，中国电影制片界出现了“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鼎足峙立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民族电影事业。特别是联华公司大胆借鉴西方影业公司的经验，从经营管理到制片发行都采用了托拉斯的企业管理模式，注意营销理念，大胆使用人才，开始重视和探究电影的表现手法和风格样式，在当时和以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先后拍出了《大路》《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优秀影片。特别是《渔光曲》还在国际影展中首次为中国电影获奖。同时，还先后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编剧、导演和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由此看来，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建立合理机制，重视和依靠人才，敢于创新，敢于竞争，敢于打拼，至今仍不失为中国电影的制胜之道。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又一宝贵启示。 但这远非历史的全部。在充分肯定早期中国电影人的努力和成绩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那就是当时中国电影的恶劣生存环境。早期中国电影人要面临多重考验和煎熬：资金的拮据，拍摄技术、设备的短缺和落后，还要面对以好莱坞影片为主的进口影片的冲击和挤压，以及面对市民欣赏趣味长期走低的社会现实，所以那时就出现了许多纯商业化、一切以赢利为目的粗制滥造的电影，即使像郑正秋、张石川这样比较严肃敬业的艺术家也不能免俗，也参与了如《火烧红莲寺》这种荒诞武侠连续片的编导活动，反映出他们在国内外电影竞争中为了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的迷失心态和身不由己的尴尬，令人喟叹。自然，电影的商业化是国际性的共同法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所不取的是纯粹的、低谷的、商业化的泛滥，因为电影的商业化是一柄“双刃剑”。所以当今我们对电影商业化的策略和运用必须慎之又慎。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许多电影一度走偏的教训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正当30年代中国电影在商业化、多元化的道路上迅跑之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炮火声不断传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民族危亡大大促进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对电影的变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通过左翼剧联提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口号，在广大爱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使中国电影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近百部“左翼电影”相继问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民族的苦难和抗争，也描绘了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痛苦，思想力度和艺术水准也大幅跃升，从而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生产高潮。这不仅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光彩篇章，而且在世界电影史上也有其独特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