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营并存/国台语齐飞的六十年代 设若有人想要在最短时间内认识台湾电影，一般公众意见会建议优先接触两个表现出色的高原期：其一是“台湾新电影”兴起的8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在电影问世百年之际出版的《电光幻影一百年》(蔡秀女译，远流出版事业)，该书所选择叙述的一百件电影大事中，仅有“台湾电影宣言”与“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两件华语电影相关事件，足见其划时代的意义；其二则应该是量多质优的60年代，如今的史家书写或回顾60年代的台湾电影之时，都给以极高的评价，杜云之在其《中国电影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9)第3册第28章定位为《台湾影业的起飞》；卢非易在其《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远流出版事业，1998.12)，以每五年为一单元缩影台湾电影的发展，60年代的10年，分别被界定为第4章《成长的开始》(1960～1964)与第5章《黄金年代》(1965～1969)；为配合1982年为举办的“60年代名导名作选”公映活动，黄仁为场刊撰文为《国片的风光盛世》；曾西霸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回顾一个蓬勃的电影年代》……而今看来60年代的台湾电影得以发展至如此境界，实在是得利于公、民营两种电影机构的同时存在、共同打拼，而且国语片与台语片同步发展，熟极而流，这两个现象在别个年代是没有的，应可视为20世纪60年代台湾电影的核心特色。 1.时代的氛围 1958年八二三炮战，以及接踵而来的1959年的八七水灾，给台湾地区带来极大的军事经济双重压力，所幸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台，显示台海安全的进一步保障，并且继之而来的是金额庞大的“美援”。但同年9月警备总部逮捕雷震，并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被迫停刊。1961年4月台北市中华商场落成，开启西门町电影事业的商机，同年6月举办“中国小姐”选美。1962年，“台湾电视公司”开播。1963年，战后以来工业产品总值首次超越农业。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旋即遭缉捕判刑。1965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超，台湾地区的个人所得由1963年的5666元新台币，跳升至1965年的8110元，乃至1969年的12804元(见行政院主计处之报表)。高雄前镇、台中潭子、高雄楠梓出口区陆续成立。1965年又因越战爆发，就近来台度假的美军，亦为台湾带来不少外汇。1966年8月，中国内地开始文化大革命，间接促使台湾便利于政经发展。1967年全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革之“破四旧”。1968年开始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同年也开始实施人口政策，缓和人口过度成长。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政治、经济发展，大抵如此。可见经济的成长，有助于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发展，台湾文化界领袖俞大纲曾言：“电影是文化，它不可能一枝独秀”。60年代的台湾何其幸运，除开像《自由中国》那类政论性杂志，一般如文学杂志未受白色恐怖波及，于是先后有1960年3月的《现代文学》创刊，开始介绍欧美文学盛行的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等思潮与技巧，随后《纯文学》、《文学季刊》相继创刊。1965年元月创刊的《剧场》杂志，更大量且系统地引介戏剧与电影，开拓了多少文艺青年的视野。1966年的《剧场》杂志在耕莘文教院首次放映庄灵、黄华成等人的实验短片，刺激观众思考电影的可能性。此间包括1964年5月创刊的《欧洲》季刊，当时的留欧学生，不断地论述伊欧乃斯柯(Ionesco)的荒谬戏剧，安东尼奥尼的作品中的主题，以及《剪接》专题等。更因配合电影水平的提升，1964年8月“中国影评人协会”成立，不但出版《电影评论》，每年并选出该年度的最佳国语片五部与最佳外语片十部……凡此种种，都适时给予60年代台湾电影不同的养分。 2.三大公营电影机构 1)中央电影公司 由于前期台中大火事件，“中影”成立了整理委员会，决定将公司搬往台北市士林区的外双溪，另建新厂，此事至1961年完成改组，并正式启用两座防火摄影棚，新任人事为沈锜担任董事长，李洁担任总经理，同年开拍《两家亲》(宗由导演)，《台风》(潘垒编导)。1962年接任董事长的蔡孟坚致力中日合作拍片，分别与大映、日活拍了《秦始皇》、《金门湾风云》，由于《秦始皇》是七十毫米的宽银幕彩色片，且战争场面的外景大多是在台湾完成，中影的工作人员汲取了不少工作经验。及至1962年中影再度改组，沈剑虹接任董事长，龚弘出任总经理，龚弘适时提出“健康写实”的制片路线，龚弘认为：“我们在苦难的年代，跑到台湾来，大家都有一种悲愤之情，如何在这苦难当中，要冲出一条路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想法出来，就是健康的想法，我们要冲出一条路来，冲出一条健康的路，让我们很低沉的心情，能够很有建设性，能够有一条光明的路，让我们可以坦荡地走，所以当初想到要写实，但是要健康，问题提出来以后，要告诉人家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就有前途，而不是静静地写实而已。”尽管大家都知道健康写实是难以存在的，既然写实就不免美丑并见，无法全然健康，甚至有人认为“健康写实”影片，恐怕是更接近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精神。但在承袭十余年来的反共战斗文艺气息，愿意如此去摆脱教条，设法贴近生活，是可以换取到多数观众/评论的认同。1963年的《蚵女》(李嘉、李行联合导演)不仅进入年度卖座前十名，在当年“亚洲”影展获得广泛的注目。1964年的《养鸭人家》更在台湾金马奖大有斩获，一举拿下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彩色摄影几项大奖。健康写实时期的另一贡献，是培养出李行、白景瑞、李嘉、廖祥雄等一批当时的“新锐导演”。所以对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电影，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