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定时间意义上的新时期所拥有的诸如启蒙的理想、反思的豪情、现代性的焦虑等等，都逐渐凝定成为一个空洞的姿势。一个可以称之为平民化、大众化、多元化的文化转型时代已成为我们的生存现实。 观之以五光十色、丰富而驳杂的影像世界，我们会发现种种世事沧桑：视觉化追求、写意性的影像风格，戏说风的盛行，对历史与现实的颠覆解构和娱乐化，荒诞不经、颠覆解构的无厘头文化品格，类型化、符号化的演员，脸谱化的表演，假定性很强的戏剧性冲突，戏剧化或游戏化的情节结构，舞台化的对话台词，服装、道具、美术的舞台化和装饰性化……诸如此类艺术表征，是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是戏剧化的回归？是中国式写意性美学传统的回归？是文化转型的必然？不是刚刚电影界还在主张“丢掉戏剧的拐杖”，“与戏剧离婚”吗？怎么丢掉的一切又改头换面而却似曾相似地回来？难道影视是在向戏剧回归吗？ 也许，一种强化影视艺术假定性美学特征，强劲地冲击颠覆原先艺术所恪守的所谓“真实性”原则的假定性美学在崛起。这种美学决不避讳甚至有意强化某种广大观众心领神会的假定性，就像情景剧中那些随处可起的附加上去的笑声一样，它反而是要把假定性暴露给观众，明白无误地告诉观众，你是在娱乐、在消费，我是在表演，千万别把我当真！ 从美学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它归纳为一种“后假定性美学”的崛起。 一 影视艺术是一种能创造最大的真实感的艺术。这种真实感是由影视的技术特性决定的。巴赞认为，电影的本性是复制和还原现实的真实性，电影是通过摄影机记录下来的，是照相的延伸。因此电影的本体论就是一种影像的逼真性特征。电影的使命就是用运动、空间、声音和色彩去完整地再现世界，以实现“完整世界的神话”。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得以实现，都是因为摄影机的介入。巴赞特别强调摄影与绘画及其他艺术的不同即在于一种“本质上的客观性”，由于摄影机的镜头代替了人的眼睛，使得“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一个实物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注：[法]巴赞《“完整电影”的神话》，崔君衍译，《电影是什么？》，小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克拉考尔也认为，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与我们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亲近性。因此正如普多夫金指出的，“电影是一种给逼真地再现现实提供了最大可能性的艺术”。 影视的真实性首先源于视听的真实感。它借助于现代化的摄影录音设备，以直接的形式将物质现实诉诸于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从而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而由于摄影机镜头与观众视点的一致性，更能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从某种角度说，影视艺术的真实性源于摄影机前面的对象都必然是真实的这一简单的道理，虽然这一道理在虚拟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受到严峻的挑战。 但另一方面，影视作为艺术，又渗透或洋溢着艺术家的主体创造精神，凝聚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情感，体现出艺术家个体鲜明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而艺术家个性的发挥正需要最大限度地克服艺术媒介对其创作的限制和压抑，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对表现对象进行主体投射，乃至因为主体性过于强烈而进行一种变形夸张的非常态表现。这就是影视艺术相应的假定性的一面。 事实上，对于电影艺术的假定性这一问题，即使是极为强调电影艺术的真实性一面的巴赞也发现了真实性无法完全概括电影艺术的特性。他曾表达了这样一种困惑：“艺术的真实显然只能通过人为的方法实现，任何一种美学形式都必然进行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构成美学上的基本矛盾。它是必不可少，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选择，艺术才能存在。它又是难以接受的，因为选择毕竟会削弱电影旨在完整再现的这个现实。其实，电影艺术就是从这些矛盾中得到滋养。它充分利用了由银幕目前的局限所提供的抽象化与象征性手法。”（注：[法]巴赞《“完整电影”的神话》，崔君衍译，《电影是什么？》，小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巴赞在这里表露的困惑实际上涉及到影视艺术如何处理真实性与假定性关系的问题。与这一对范畴大致相应，还有诸如纪实性电影美学/戏剧化电影美学、写实性/写意性，路易斯·贾内梯所区分的现实主义风格/形式主义风格等。（注：参见[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第2—6页的有关论述，胡尧之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版。） 二 在具体艺术门类中，假定性与戏剧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假定性术语在中国的确定，源于前苏联戏剧导演奥赫洛普科夫1959年发表的《论假定性》一文。这“是戏剧理论文库中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篇关于‘假定性’问题的专著。它对中国戏剧界曾有过特殊影响。首先，随着此文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戏剧导演艺术词典中开始有了明确统一的‘假定性’的概念。在此之前，‘условность’这个含义广泛的俄文词汇有着很多译法，诸如‘虚拟’、‘程式’、‘程式性’、‘有条件性’等等，张守慎在此处一律译成‘假定性’或‘假定性手法’，则显得最为贴切并得到了一致认可”。（注：王晓鹰《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