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需权威，但权威不一定是政府。善治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运用，更 离不开主体合作与功能发挥，否则只是“善政”非“善治”。因此政府与市场应结合以 解决双重失灵，并且须培育市民社会以释放政府压力，从而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 的互动中最大限度增进公益。“温州模式”作为市场化改革模式的代表，其三大运行机 制可以设计为该“善政→善治”的多元化行政范式变革研究的链接，而它们本身也是实 现温州模式内生式超越的重要基石。 一、实现温州模式内生式超越的重要基石——三大内在运行机制 建构多元化环境行政范式，实现多中心环境治理以公民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但 实证的分析表明：因政权性质、法律制度、分权程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社会异质 性程度、宗教与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自组织在概念、规模、结 构、收入来源、作用等方面千差万别。(注：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 比较》[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414-416页。)便在一国内，因地区间社 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文化的地域性特质；地方政府扶持力度的差异，许多的差别同样 存在。差别的存在决定了多中心环境治理的成功实现不可能是共时的、普遍性的，而必 然经历从局部向整体、从低水平向高水平渐进发展的过程。但问题是什么样的“局部” 才可能产生这种制度变迁呢? 政府与市场对环境问题解决的“失败”产生了多中心环境治理的制度需求，但这种需 求却不足以导致从“局部”开始的制度变迁。首先，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伴随着人类的 经济活动特别是企业的活动，由于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环境污染或环境形态、质量的变化 而造成的社会损失。(注：宫本宪一：《环境经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4，第108页。)所以，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导致环境问题更为严重时，现有 不均衡的制度安排才会激发制度创新的动机。环境政策产生的历史印证了这点：环境问 题在古代人类城市形成以来就已经产生，但直到18世纪产业革命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迅速发展，因变得严重，才使19世纪中叶产生了环境政策。其次，环境与资源密切 相关，但不同于资源。公共资源的自主治理可能在仅有资源占有者自组织情况下，成功 的实现。多中心环境治理却必需有众多具有不同动机、不同利益追求的异质性自组织的 合作行动。环境利益相同的社群或共同环境公害的受害者可能容易组织成“局部性团体 ”，而对“事业性团体”来说，成员的参与者也许基于意识形态，并且通常是利他主义 的。(注：Richardson J.and Jordan G.,Governing Under Pressure:The policy Process in a post-parliamentary democracy(Oxford:Blackwell,1979)p.17)因此， 环境自组织的形成更需经济学以外的解释，如赋有冒险、创新的文化特质，对环境问题 解决的强烈信念等。再次，自主治理的实现是公民社会充当初级行动团体的、自下而上 的、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政府虽仅以次级行动团体身份对其加以促进，但作用 却是关键性的。如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温州地方政府的“政 策默许”或“政策追认”，就不可能有今日的辉煌。最后，现有知识的积累与社会科学 知识的进步能降低制度发展的成本，(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 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版)成为影响制度供给的重 要因素。所以，摧生并实现多中心环境治理的“局部”将更可能是具有丰富自组织管理 经验、环保理念普及、环境行政立法与执法范式的变革观念超前的文化发达地区。 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历史上由于交通闭塞、区位条件差、国家投资不足、自然资源贫 乏，属浙江省经济落后地区。但改革开放后“温州模式”作为我国经济市场化、民营化 的典范，以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为核心，在全国性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中， 率先通过需求诱致的局部制度变革形成了浙江省以至全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空间极 点”。(注：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与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J]，《浙江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第12页。)但从1998年后，温州经济增长开始放 慢，制度创新日渐式微；甚至有学者甚至提出温州模式将在挽歌中落幕而在一、两代时 间内瓦解。(注：人民网——地方要闻：《GDP惨落到浙江第7名，温州模式要在挽歌中 落幕?》，《经济参考报》http://unn.people.com.cn/BIG5/14748/2454239.html。)在 此情形下，如何寻求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超越自然成为政府、学界以及民间广泛关 注的重大问题。2004年在杭州召开的“温州模式演化与前景”研讨会认为：长期来看， 温州不会出现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大企业和引进高新技术的可能性小，小企业、私 有企业仍占主导。(注：陈漭：《温州模式演化与前景研讨会综述》[J]，《商业经济与 管理》，2004(6)，第19页。)这就是说，温州的发展只可能从温州的特点出发，以新的 视角参透温州模式的本质，通过内生式超越实现。而从温州模式发展演变的路径依赖性 及其自增强机制归纳，意识形态、组织模式和政府管理三参数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该三 参数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进程中，则表现为起决定性作用的三大运行机制：即需求诱 致型管理模式、驱利型意识形态、簇群型组织模式。无疑该三大机制将构成温州模式内 生式超越的重要基石，而将其与多元化环境行政范式的链接，将有利于温州模式向“环 保经济双赢模式建构路径”靠拢，从而真正实践温州模式的内生式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