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冲突的表达与上访的铺叙 A市位于浙江沿海中部，长三角经济区的最南翼。1994年8月，国务院批准A市建制，采 用环中心组合型城市的结构形态，下辖3个区2个市4个县。 作为A市对外扩张的前沿，A镇不但成为承担城市功能对外转移的主要载体，而且自身 实现了现代工业的超常发展，成为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在A 镇境内的104国道两侧，绵延8公里长的域面，数十个废旧金属市场和拆解场集成了一个 颇具规模的群落。这里，数以万计的农民外出采购废旧电器电机、机械设备和废旧钢材 ，1万余人从事废金属物资运输、拆解、再生、利用、销售，每年拆解80多万吨废旧金 属材料，成交金额逾18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废旧金属集散地。 1999年，为了实施“第二次腾飞”的战略导向，推进城市化进程，优化产业布局，促 进产业集聚，A镇决定实施园区战略，推动产业集聚。 2000年，镇政府决定开发一个占地千亩的省级废物拆解园区，在A村首期征用土地200 多亩，其中涉及拆建安置户157户、旧房173间、良田60亩、果园林115亩，园区建成后 ，附近的约500亩葡萄园亦将不复存在。征地价格按每亩24000元总价(包括征地、迁坟 、青苗补偿、劳动力安置)一揽子解决。如此大规模的扩张占地，如何解决对受损农民 的利益补偿，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而且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而镇政府的一揽子解决方 案，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乡村的冲突与失范。为了协助完成镇政府的既定目标，村干部则 采用“欺骗”、“暴力”等手段上演强征圈地运动。土地被征用以后，农民才得知这个 省级废物拆解园区并没有正式的批文，而土地被“镇政府以亩价26—28万元转卖给11家 废旧电器拆解企业”。在斯科特看来，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 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 遭遇，与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由于利益补偿得不到满足，补偿款又被村 干部部分地截留，于是“受骗的”农民或者迁怒于土地占用单位，采用阻碍施工、破坏 施工设施等抵制手段；或者把矛头指向村干部和镇政府，进行群体上访。 2001年4月下旬，A村90多名农民连续几次到区政府群体上访，反映村支书的“以权谋 私、违法违纪”问题和拆解园区的违法征地问题。但是，由于科层组织普遍存在着的推 诿、拖延，由于上访在实践中更多是作为国家的一种门面而存在着，其重要性更多是在 于提供群众诉苦的机会和留出解决问题的一线曙光上。所以，上访农民所反映的问题被 当然的就地悬置，踢回A镇自行解决。 2001年8月中旬，镇拆解园区指挥部和村干部带着施工队伍进入园区施工时，遭到部分 激愤农民的围攻。然而，镇政府、公安派出所等毕竟是国家的代表者，不仅是国家权力 的象征符号，更是国家暴力的合法使用者。在公安机关抓走两个农民后，在“谁阻止， 就抓谁”的话语霸权和暴力威胁下，嬴弱的农民的微弱反抗瞬间瓦解，乡村秩序似乎又 恢复了往常的“平和”的图景。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平和”图景实际上却蕴含了国家 权力的运作与村庄及农民的政治命运间无法调适的冲突和激烈对抗的现实隐患。单纯地 依靠形式上的暴力与强制是无法消解乡村内部的冲突根源，相反地，只会愈发加深日益 严重的乡村冲突的裂痕。 “我们失去土地享受到的却是污染!”这就是A村农民的生存写照。农民在土地被“剥 夺”以后，他们遭遇的是生存空间的“缺席”。生存而不是乡村工业的发展，组成了A 村农民的生存逻辑；或者说，在严酷而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A村农民实在无暇顾及乡 村工业的发展。我们完全不难理解农民“还我土地!还我环境!”的吁请，生存权本应是 农民生而具有的。因此，农民联合起来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他们 甚至也不奢望在新的政治中心的决策过程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相反，他们只是渴望某 种让步，以帮助他们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农民政治活动的起始点是对外界的信任：农 民不相信来日方长的许诺，只承认立竿见影的好处。的确，A村农民的要求很简单，只 是希望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喝上干净的水，能还其一个优美的环境。 毫无疑问，A村农民的上访是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扩张过程中较为典型而又普遍的一种 冲突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社会转型期农民的利益表达和集体行动的一些基 本方式和特质。从A村农民的上访来看，当前乡村冲突正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 ，冲突的发生主体已经明显地转换为农民和乡镇政府，而主要不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 体性事件(如械斗)；这种冲突明显地表现为农民与乡镇政府(与乡村干部)之间的利益冲 突，表现为农民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起而与乡镇政府抗争。其次，冲突过程中农民的组 织方式已经越来越具有现代特色，新型的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正在萌生。第三，在冲 突中，农民已经不再单纯选择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方式，如通过信访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 情况(沟通)，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带有“迫逼性”的特点，如大规模的、情绪激烈的集体 上访，以及集体围攻基层组织、“闹事”的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