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加速 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不仅表现为城市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农村工业化。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浙江农村工业充分发挥了民间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发达、体制和机制灵活、起步早 基础好的优势,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到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人多地少、各种 自然资源匮乏、国家投资又严重不足的工业化条件下,从自身省情出发,积极探索、大 胆实践,率先以市场经济规则组织生产经营,走出了一条以社会分工细、专业化程度较 高的“块状经济”为显著特征、富有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村 工业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繁 荣农村经济等方面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认真分析和总结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历 程及其经验,可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一、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农村工业化成绩斐然。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浙江人多 地少,自然资源匮乏,小商贩、小手工匠等比较发达,到省外和海外谋生的人都很多, 市场经济意识比较强。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对逐步开放的市场经济适应性很大,较早 地办起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数量多、经济总量规 模大,在全省工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按全年价格计算,2003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 农村工业总产值由21.2亿元上升至12076.61亿元。2003年浙江农村工业单位为63.23万 家,其中法人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户)分别为9.6万家和53.63万家;农村工业总产值为 12076.61亿元,其中法人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户)分别为8850.81亿元和3225.8亿元; 从业人员816.13万人,其中法人企业和个体工业单位(户)分别为485.27万人和330.86万 人。农村工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全省全部工业的83.5%、65.6%和74 .2%。(注:参见课题组:浙江农村工业与“三农”问题关系研究,浙江企业调查,2004 年第23期。)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1、1978年前的萌芽阶段。农村工业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 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来的。1958年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首次 在党的文件中提出了农村工业化问题,指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当时的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不仅要求城镇实现工业化,也要求农村实现工业化。浙江农村工业化正 是萌芽于大跃进年代“大办工业”的热潮。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后,中央又提出了“围 绕农业办工业”的方针,主要依靠农业的原始积累,办起了一批“五小企业”,这些企 业和早期的社队企业,就构成了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或基础。在这一阶段“大跃进” 式的农村工业化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浙江农村工业化就此迈出了曲折艰难的第一步。 2、1978-1991年的创业阶段。这一时期以乡镇集体工业(注:在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受到很大限制,不少私营企业主为了少惹麻烦,迫不得已采取 “挂户”经营方式或戴上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以避开与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的正 面冲突。)大发展为主要特征,具体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1)1978-1983年:兴起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展开以及中央政府鼓励农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所采取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浙江农村工业化蓬勃兴起。1983年,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76.85亿 元,比1978年增加2.63倍,年均增长29.41%。这一阶段,浙江农村工业由于基础好、起 步早,表现出了明显的“先行者优势”。 (2)1984-1988:第一次高潮阶段。1984至1988年,浙江农村工业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 潮,成为推动浙江整体工业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农村工业化所占份 额1983年为26.18%,1988年为46.51%。五年来上升了20多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水平高 20.84个百分点。推动浙江农村工业化这一次发展高潮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浙江农村劳动力中,非农产业劳动力所 占比重1984年为28.45%,1988年为36.57%,比全国高15.08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大规模转移,既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又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和对工 业产品的购买力,从而大大推进了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二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 成的卖方市场环境。在当时各种商品多数紧缺的市场环境下,浙江农村工业生产的虽然 质次但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特别是各种低档日用消费品)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广阔的市场 空间,为浙江农村工业发展积聚了巨大的资金,许多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其原始 积累。 (3)1989-1991:治理整顿阶段。浙江农村工业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原有的生产组 织方式、产品质量和技术结构、人员素质等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变动,再加上1989年下 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力度,浙江农村 工业化进入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低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力度, 浙江农村工业化进入了长期三年之久的低落徘徊阶段。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随 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人们消费意识的提高,以1987年8月在杭州武林广场的“火烧 温州鞋”为标志,浙江农村工业的产品与百姓需求的距离越来越远,原先低成本、低价 格的优势荡然无存。而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环境变化,更是加剧了对以低度技术加 工为主、产品质量和档次均不高的浙江农村工业的冲击。从1988年至1990年,全省乡镇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只有12.11%(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约为7%),明显低于前 五年的增长水平,比全国平均增速也要低6.21个百分点。1991年,情况虽有所好转,但 仍然没能恢复到以前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