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宏观经济分析的短期、总量、面上和波动分析的思路来看，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不错的。不过，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出台，不仅要适应和调整当前的宏观形势，还要为这些政策的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效应着想。因此，笔者主张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需要注意宏观格局形成的较为深层的原因，以便于形成正确和有良性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9.5％，如果把这一宏观经济数据与年初国家预期的增长指标8％进行对比，则高出了1.5个百分点，但是却与去年9.5％和前年9.3％的经济增长率水平大体相当。这一总体经济增长率是否太高了？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分歧。由于增长率过高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就需要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而如果不是太高则无需此担忧。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在出台新政策之前必须回答当前的增长是否过快这一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对中国经济的三个层面状况如何进行判断。 如何看待中国市场上的总需求规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拉动力量就是总需求。一般经济学原理认为，只要是市场上出现的需求，总是合理的或理性的，生产者出于获取利润的动机就会对此给予满足。然而最近，关于中国市场上的需求是否理性和合理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在这里先不急于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提出一个事实，即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发生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变化，这些变化使人们困惑不已。许多争论就是由这些困惑所引发的。 在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统计标准即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总需求分为三个部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国2005年一季度的消费增长是13.7％，大于2003年的9.1％和2004年的13.3％。消费增长的加快对于多年受困于难以启动消费的中国经济，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季度相应的CPI（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为2.8％。投资的增长今年一季度是22.8％，明显高于16％的全年预期目标，但是相比老年同期投资增长43％的畸高情况，已经大有改善了。相应的PPI（生产价格指数）为5.6％，由于它代表经济链中上游产品的价格，所以构成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成本推进式通胀的一个隐忧。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过去人们十分熟悉的消费由消费者承担，投资由投资者承担，净出口由外国人承担的状况发生了改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三种经济主体出现的“错位交易”情况越来越严重。不仅投资者出于避税等原因将大宗和大量的消费品打入投资品的账户，外国投资者也为了避税和将收入转换成本国货币等原因，将潜在的国内消费品和投资品购买转移为净出口的购买，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者除了传统的消费支出以外，还大规模地进行投资，如购买住宅（实物投资）。对于国内消费者身份和行为发生变化的这后一种情况，有种观点认为，大多数购买住宅的动机与购买服装的动机是一样的——为了消费。因此住宅购买不应该算入投资，而应该算入消费，住宅价格的上涨也应该算入CPI，而非PPI的上升。然而，在SNA体系中，凡是其价值一次性全部算入NDP（国内生产净值）的东西，被视为消费品；凡是其价值需要经过多年消耗和多年补偿而逐年算入NDP的东西，则被视为投资品。就像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划分一样，虽然理论上边界模糊，但在统计上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房地产的购买，按照SNA的标准应被划入投资需求中。此外，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社会中下层的居住消费需求主要是通过租房和福利补贴房租的方式解决，而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才购买自己的住房或房产。所以，把购房算作投资，在西方国家确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 也许，像中国这样大规模、高速度的住房改革和住宅私有化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未曾发生过的。人们因而难以理解，为了解决基本的居住生存需求而四处设法甚至节衣缩食来购买住房，怎么也成了那种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以后追求财产收益的“投资”性质的行为。中国最近出台的调控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即2005年5月国务院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其实是把调整目标对准5类房地产投资行为（属于SNA体系中的投资定义），即一是借助银行贷款入房地产市场进行牟利性的投资，二是个人拥有自住房后利用优惠政策进行炒房性的投资，三是房地产公司自炒房产以抬高房价的投资，四是外来热钱为投机人民币汇率的住宅投资，五是消费者过度追求超出自身经济实力的住房投资。所以，调控政策的旨意很明显，就是保护“基本消费性”的购房投资，而抑制“营利性”的购房投资。 真正合理的投资，不仅要有追求盈利的权利，而且还要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和亏损责任。这一点，不仅对于房地产投资是如此，对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如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也是如此。这种投资权利和责任对称的市场制度，是防止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一种相当有效的制衡机制。然而，从近年来投资领域的情况看，这种权责对称的投资制度并没有很好建立。一方面政府以公共权力向银行担保进行贷款和投资的现象在各地大量存在，一旦贷款投资失败政府又不能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以行政权力为地方经济的扩张出力，出手支持本来就没有投资风险承受能力的企业进行过度投资。例如，人们熟知的“铁本事件”，该公司的老总事后就明言，即使中央没有查处他们，他们也难以最终做成营利项目，因为如此庞大的投资建设项目，在管理上早已混乱不堪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今年早期22.8％的投资增长率仍然存在过高的因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要承认，中国存在着投资可能受到压抑的因素。如果中国市场的监管和政府服务进一步规范和合理化，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准入，以及民间融资渠道进一步通畅，民间资本的主动投资（非政府行政在后面推动的被动投资）将可能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不过似乎可以预期，即使去掉虚的“变动性投资”和加上实的“主动性投资”，总的投资率可能也没有目前这么高。 从总体上看，总需求存在结构调整的问题，即要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扩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消费需求，同时扩大真正民间投资的潜力和规模，压缩虚假的地方企业投资和消费品购买性投资，把政府投资从服从于个人形象目标和营利目标转变为不与民争利的真正的社会公共目标。此外，出口的需求增长虽然在今年一季度高达34.9％，比进口增长率高出22.7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由WTO在年初放开纺织品配额限制所引起的。随着欧美国家纷纷对中国纺织品出口设限的外部条件调整和中国产业升级需要的内部条件调整，中国的出口需求也不得不进行结构和规模上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