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 位置，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个“扭结”。而且，“在任何社会环境里，地位总是同公 认的价值规范相联系并引发出某些态度的。总之，地位以及与地位联在一起的角色，决 定了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切入状况……”(注：[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另外，一个人或群体的地位总是依照一定 的参照对象的地位来划定的。受布迪厄(Bourdieu)的“场域”概念的启发，地位也可以 理解为由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各种资本共同建构的(非物理的)空间中的单 个位置。本文则沿用以下概念，即地位是个人相对于他人的法律性、社会性、职业性位 置(Status:person's legal、social or professional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others(注：张芳杰主编：《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年版，第1150页。))。 从理想状态来讲，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从农业人口 分化出来的一部分，该群体首先在法律上是具有合法位置的，其次在社会性资源(如声 望等)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方面是合情合理的，然后在职业方面的分配也是科学的。但是 ，很显然，现实情况离理想状态是有较大差距的。 一、失调的农民工群体现实地位 郑杭生等认为农民工群体由于其农业户口的身份，决定了该群体与一般市民群体的差 别：在社会认同方面表现为“农民”与“市民”的区别；在社会关系整合方面表现为“ 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地缘区分；在社会分配动力学体系方面又延伸为“体制外”与 “体制内”的差别(注：郑杭生、陆益龙：《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 会整合》，《社会学》2002年第8期，第46页。)。本文遵循上述三个向度的地位概念， 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描述农民工的现实地位情况。 1.暖昧的法律性位置 这里的“法律性位置”含义与“政策性位置”相似，指政府及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定 位和定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工数量激增时，农民工群体被称为“盲流”( 该词给人一种洪水猛兽来临的恐惧感)。在后来的将近20年里，一方面，由于作为“集 体排他性屏蔽”的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群体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名分。从某种 意义上说，一浪高过一浪的春运大潮就是当前农民工地位尴尬的一个折射。而且，从中 央到地方有种种限制性政策限定农民工的进入范围。另一方面，政府对农民工群体的态 度是不反对、不取缔，遇到突发性农民工事件时都倾向于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策略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农民工群体的地位一直处于一种“暧 昧”状态，一种受歧视或被忽视的状态。 2.边缘化的社会性位置 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状态是有目共睹和备受关注的。但是，在分析该群体的边缘化状 态之前，有必要对“边缘化”概念进行澄清。通常使用的“边缘化”概念大致等同于“ 城市体制之外”或“城市底部化”。本文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除了这个层面的理 解之外，“边缘化”还应该有两层含义：第一，农民工群体徘徊于农村体制之外的情形 ；第二，如果超越城市和农村两个体制，该群体处在两个体制边缘亦或两个体制之间。 换句话说，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状态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则是中介化状态。而农民工群体 的这种中介化状态则是没有被注意或重视，因此笔者在下文中将其称为潜在的。运用这 种边缘化概念将大大拓宽我们的研究视角。 帕森斯(Parsons 1950)认为社会系统包括分配和整合两个部分。分配过程包括资源、 人事和奖赏三种形态的分配。资源是控制环境的手段，其根本问题是谁得到钱和权的问 题；人事分配包括建立掌握资源的职位规则和准则、允许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流动的基 本准则两部分内容，教育是人事分配的第一步；奖赏即声誉和符号象征的分配。本文在 此用帕森斯的这个理论来描述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社会性位置。 (1)资源分配方面：毋庸讳言，我国走的是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道路，因此，从资源分 配层面来讲，农村似乎从没有处于被优先考虑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农民工还是 完全意义的农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处于资源分配的边缘了。但是，他们进入城市并没 有改变边缘化的资源分配状况，相反，陷入了另外一种边缘化情境。有关资料表明，19 92年以来广东农民工快速增长，目前广东进城务工的农民有2600万人。与此相应，改革 开放初的1978年广东的GDP不到200亿元，2001年突破1万亿元。据经济学家估算，农民 工对广东的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而从广东省团委2002年对进城务工青年收入状况 的调查显示：月收入在400-500元的占53.3%，800-1200元的占11.2%，而2000元以上的 只占4.9%(注：赵东辉、吴亮：《农民工流入城市有多难》，《社会学》2003年第8期， 第4页。)。这一些数据表明，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群体的工资收入(货币分配)却 没有增加，而且，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它处于资源(货币)分配的劣势状态，或者说， 它始终处于城市体制边缘化位置，没有享受到与城市体制内部成员一致的资源分配份额 。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内的事实就更是这一结论的有力佐 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