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学者在2004年新年伊始就提出，2004年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年”，2004年已经过去，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呢？美联社在年终的专题报道中总结道，回顾200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注意中国的金融银行系统。这不仅是因为金融系统在宏观调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 2004年，中国政府重点实施了以降低大型国有银行坏账比例和股份制改造为目标的改革工作。国家给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对这两家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第二次剥离。通过这些措施，中行和建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分别下降到5.16％和3.74％，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升到8.18％和9.6％。这两家银行宣称，目前它们的主要财务指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上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 2004年中国金融改革的另一大新内容是加快了农村信用社转变为商业银行的改革。到9月末，有10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挂牌成立，另外还有14家已经得到批准，正在筹建。此外，金融市场开放的速度也有所加快。信用卡业务、人民币业务都在逐步向外国金融机构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最为引人注目的市场化改革动作要算是在10月底提高银行利率和在此之前推出的提高银行准备金率。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遏制贷款发放增加的速度，促进信贷结构优化，控制信贷风险。 一、金融改革还需深化 不容置疑，中国2004年的金融改革迈的步子很大。但是，金融改革的深度是否足够，一些学者尚有疑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教授徐滇庆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中，基本的经营结构、基本的激励机制等等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些银行的运行机制尚需解决。徐滇庆还指出，农村信用社改革耗资上千亿，但是这笔巨大的资金并无法保证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则明确提出，“金融改革，我觉得，大关没有过。樊纲说过一句话，就是中国成功就是因为双轨制。可是金融业就没有双轨制。到现在双轨制还没有开始。你要把老的国有的金融行业改成功，改制，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丹尼尔·罗森表示，对国有银行的坏账进行清理是必要的，这些银行聘请美国大会计公司负责它们的财务审计和监督的做法也是正确的。罗森说，这些银行的账面现在已经非常好看了，但是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今后几年如何降低中国全部不良贷款的水平。2004年，大银行贷出的贷款规模非常庞大，远远超出这些银行的正常水平。这其中相当一部份将成为新的坏账。中国政府必须制定整体战略，改革金融机构，消除制造坏账的机制。” 罗森指出；纵观2004年的金融改革，有二个问题需要加以注意。一是金融系统严重缺乏公司治理和控制机制，中航油公司丑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二是证监会，证监会是监督和管理金融机构的重要机构。罗森认为，这个机构本身就亟待改革，它的一些工作人员并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二、警惕银行系统进入新的恶性循环 徐滇庆还断言，一大批政府投资项目在宏观调控中受到挤压，其巨大代价都要由银行系统承担。如果中国出现危机，一定在银行系统，一定是金融危机。徐滇庆指出，2003年，各地政府大上开发区、修建歌剧院、广场、政府办公大楼、高速公路，全国新建地铁54条，新增投资高达3万亿美元。这一大批政府投资项目在宏观调控中受到挤压，其巨大代价都要由银行系统承担。 他认为，促成投资过热的因素之一是四大国有银行希望通过增加贷款来降低自身的不良贷款比例，但新增贷款项目在宏观调控中被迫下马造成了更多的不良贷款，使银行系统进入一个新的恶性循环。徐滇庆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 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在《经济参考报》上发出质疑，认为不良资产处置量激增值得怀疑。根据数据显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二季度处置不良资产385.8亿元，较一季度的193.1亿元上升了99.79％。但二季度的现金回收量为73.5亿元，仅比一季度的60.7亿元增长21.08％。巴曙松指出，上述趋势不得不使人对资产管理公司的效率产生疑问。巴曙松称，不良资产的竞拍环境比较封闭，在没有新增参与者加入的情况下，处置不良资产的数量不应有太大的涨落。向外资拍卖不良资产是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重要手段。但二季度外资大宗收购不良资产的数量有所减少。同时，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投资过热的行业资产价值会受到低估。因此，不良资产处置数量在第二季度的激增是有待质疑的。 三、金融风险分布迅速变化 巴曙松最近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国处在一个金融风险重新组合、分布的阶段。首先，原来是工商企业等其他领域的风险向银行等金融行业集中，现在则是从金融行业向中央和地方分散。一般来说，金融系统具有脆弱性，一个环节出现的风险较容易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现在，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金融风险开始要么向中央政府集中（例如四大资产公司形成的经营亏损，国有银行改革中出现的不良资产包袱，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成本等等），要么向地方政府集中（如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性包袱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