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经济学家们就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派认为，国有企业能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应当放慢，甚至暂停；另一派认为，国有企业很难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要调整，要以股份制为主，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停。笔者认为，应当冷静、历史、客观地思考和看待国有企业改革，其不决定于人们价值判断的好恶，而取决于客观规律的必然。 一、“借贷型”国企与银行体系崩溃的危险 一些经济学家们论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要占大比重，认为，国有经济要集中，但不能全面退出。其实，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行不通的看法。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要办企业，首先要投入资本金。在许多国家，为了防范高负债、利率变动和流动性不足等风险，有成文和不成文的约定，即企业的资产结构中投资者的资本金不得少于40％—50％。中国的国有经济在1978年时，其整体资产负债率只有18％，82％的资金都是国家投入的。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国民收入分配中，职工低工资、低福利，没有提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集中程度较高，有财力进行国有企业的投资。最高时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财政投资占95％以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都由国家拨付，企业财务是国家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有充足的资本金。虽然在文革中，许多国有企业投资项目报废，因为是财政的资本金投入，不存在债务链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很轻松就核销了。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对于居民的要求不再仅仅是无私奉献，而是还要给以物质利益，城镇职工的工资提高了，多劳多得和奖金成为一种普遍的分配形式，个人的技术和资本也逐步地开始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养老等保障金也开始提取，农民的粮食价格理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国有和集体经济体系以外的收入分配比例也在增加。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和再分配，比例从过去的50％上升到现在的80％左右。银行资金中，城乡居民存款的比例越来越高。其次，国家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步地下降，最低时下降到90年代后期的9％，财政也逐步地从过去的投资企业和发展经济型财政转变成了“吃饭”和借债型财政。80年代初，取消了对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中期，又实行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拨款改贷款体制，国有企业资产来源基本上全部转移给了银行的贷款投入。到90年代，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财政投资部分已经下降到5％以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建设国家不拿一分钱。实际上，国家通过计划列项，银行放贷，将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存款贷款给国家办企业，注册时叫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于是，在90年代形成了大面积的没有资本金，负债100％，甚至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这种国家财政不拿钱，从银行借城乡居民储蓄搞的国有经济，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经济，而是一种“借贷型”国有经济，其资产不是“国有”资产，而是老百姓在银行中的存款。 国有企业在银行形成约10万亿的巨额负债。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总体上低于那时的银行贷款利率，加上项目的报废、企业的不断破产关闭，以及政策性亏损，国有企业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形成了巨额的不良资产。致使银行利润不能补充资本金，资本充足率较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一个国家，不论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大量地用城乡居民存在银行的储蓄来搞高负债的经济，其银行体系必然要崩溃。城乡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将会变成一堆废纸，化为乌有。当时，我们的国有经济绝大部分资金来自于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已经相当高，只不过我们没有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对货币市场——人民币的兑换实际上也进行管制，才躲过了这次经济规律的惩罚而已。这不再是一个价值判断上国有经济多是好，还是少是好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实际运行中国民经济链断不断裂和国民经济发不发生危机的难题。有时，价值判断上美好的愿望不得不面对十分不愿意看到的严峻的现实。 二、个体私营经济是安国兴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最大的难题是城镇劳动力的新增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和巨额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城乡居民得不到就业，就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居民连吃饭、穿衣、居住、看病、上学等都发生困难的社会，能稳定吗？ 马克思曾经在他的经济学中已经研究过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他指出，大工业企业资本的利润率长期是下降的，工人的工资水平由于生活费用的不断提高长期是上升的，这就要求企业不断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用越来越少的工人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马克思预言，由于失业工人越来越多，形成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加上资本生产的物品越来越多，而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萎缩，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要灭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其进程中，大量地发展了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不遵从于大工业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规律，在大工业日益减人的局面下解决了其80％劳动力的就业，辅之以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货币政策，使其又安然地度过了百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