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社会历史的晴雨表，文化变动的聚焦点。电影自诞生以来一百多年间，举凡影响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成为电影想象力的重要源泉。60多年前席卷全球、对人类历史及世界政治格局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各国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并产生了诸如《倾听伦敦》、《意志的胜利》、《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辛德勒的名单》等能够代表各国政治立场、民族文化、审美趣味及影像风格的二战经典影片。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以及中华民族展开的自卫战争，也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电影的重要表现题材。由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不同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的创作者对这场民族战争的关注点和表现力都是不同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抗战题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审美风格、影像语言也都是各异的。这其中，虽然贯穿着创作者较为自觉的艺术个性的追求，但几乎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清晰地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风尚的变迁。 一、民族觉醒与成长的影像寓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被卷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开始了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八年抗日战争。时势的要求，使得抗战八年这一阶段成为中国抗战题材电影比较集中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抗战的爆发对中国电影业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淞沪战役”之后，此前集中在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明星公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战火不仅毁坏了很多摄影基地、制片机构，而且电影的创作人员和观众都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中。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必然得到空前的重视，中国电影自觉承担起宣扬抗战、鼓舞士气的责任。战争爆发后，电影界首先掀起了一股记录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潮流，像《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克复台儿庄》、《东战场》等等，及时记录抗战前线战争的进展，是中国抗战历史的真实记录和生动写照。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故事片也都呈现出一定的纪实倾向。比如《东亚之光》、《八百壮士》、《血溅宝山城》等都是把抗战过程中曾经发生的真人真事搬到了银幕上。其他一些影片像史东山的《保卫我们的土地》、何非光的《保家乡》都采用无声手段，所有场面均使用实景在露天拍摄，使得影片用比较逼真的画面展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和暴行。尤其是何非光的《保家乡》，“影片令人惊异之处是采取戏剧与纪录手法的结合非常有效，可谓结合‘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美学的一次成功尝试。前段写沦陷区某村落被日军侵占后，遭到奸淫抢掠，日军掠杀平民、放火烧村，用刺刀刺杀婴儿、用毒针令平民变哑、以火刑对付反抗分子等场面，既有着震撼的实感，在构图和光影、动作处理上，又有着近乎表现主义的气派，而众职业演员混合着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并无生硬与不协调的痕迹；约略可以窥见战时重庆的创作虽然条件简陋，但创作人员能够善用环境突出简朴粗犷的美感，注入创作的激情，而提升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注：罗卡《何非光侧影》，载黄仁编《何非光图文资料汇编》第11页，台湾“国家”电影资料馆2000年版。）还有一些影片，如《中华儿女》、《孤岛天堂》等，在故事片中穿插纪录片或新闻片的镜头来增强真实性。抗战时期纪录片的兴起及故事片纪实倾向的创作潮流，是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电影现象，表现出电影人力求迅捷真实地反映抗战现实，传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的影片都设置了大致相同的故事线索，即主人公原有的平静生活被侵略的炮火打破，在目睹日军残害中国同胞的暴行或饱受苦难生活磨难的情况下，最终坚决地加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潮流中。例如，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就表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刘山一家的生存之地屡遭侵略者的掠夺破坏，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向侵略者冲杀而去的故事。而沈西苓的《中华儿女》通过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具体表现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和抗战。第一个故事就叫《一个农民的觉醒》，在南京郊区的农民刘二哥逃难回来，迎接他的是妻子被日军蹂躏致死、老母奄奄一息的惨状，亲人的死伤使刘二哥觉醒，最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第二个故事叫《老公务员之死》，刻画安徽某城一名老公务员在日军占领他的家乡后，以毒酒宴请日本军官最后同归于尽的抗敌壮举。第三个故事叫《抗战中的恋爱》，着重反映青年人在抗战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一位“中间人物”由于敌机轰炸而使自己的爱人惨死，亲人瞬间的离去使他觉醒，也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第四个故事是《游击女战士》，描写一个刚参加抗日队伍的年轻女战士机智完成任务的故事。再比如，孙瑜的《长空万里》表现的是青年人经受战火洗礼、报考空军为国抗战的故事。贺孟斧的《风雪太行山》表现的也是太行山区老矿工马老汉受尽日军摧残认清了他们的本质，最后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敌的故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农民、矿工、公务员、青年学生，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民族战争中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他们的性格都经历了由软弱、犹疑到坚强、果断的过程。实际上，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个人小家就是民族大家，“家”就是“国”，“国”就是“家”，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影片中这些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觉醒和性格的转变，实际上映寓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侵略的战争中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成长过程。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中，构筑的是一个独特的、战争与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影像寓言。 抗战结束后，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政治格局相一致的是，抗战题材的电影也呈现出对峙、分流的局面。一方面，“中电”作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制片机构，拍摄出《忠义之家》这样借用抗战时期一个掩护和支持“地下工作”的“忠义之家”的抗战故事，来传达包含明显政治含义、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思想。另一方面，也更为普遍的是，一些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这场战争表达对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思考。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战争岁月与一支抗日救亡演出队中主要人物的聚散离合结合起来，运用对比的手法，真切地传递出民众悲苦生活的时代气息。而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史诗巨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注：柯灵《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在香港“早期中国电影研讨会”上的发言》，《柯灵文集》第31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以抗战为背景，不仅表现战争的摧残性，更从战争及历史的进程中透视家庭伦理、道德情感，厚重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及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的创造性运用，使这部影片成为代表那个时代的艺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