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处女作《黑炮事件》开始，黄建新导演的“成人寓言”尽管不断变换着各异的探索主题，但“城市电影、黑色幽默、小人物、荒诞叙事”的元素一如既往地出现在其每一部电影之中，“他一直在黑色幽默的风格里特立独行，象征化的叙事情节背后总是意识形态的蒙昧和人生命运的荒诞，在尖锐反映某些现实矛盾的同时又保持着冷静温和的立场。”这次他的新作《求求你，表扬我》（以下简称“《求》片”）仍然延续着他一贯的理念与风格，并且尝试在后英雄时代讲述一个“小人物”的英雄故事。 一、后英雄时代的英雄想象 英雄，是电影一向不可或缺的主角，大量的英雄叙事制造了各种有关英雄的崇拜。中国上个世纪的“文革”时期，“英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英雄形象清一色的“高、大、全”，其叙事更多服从于政治的需要，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包括电影中的英雄“走下神坛，来到人间”，对于“英雄”的塑造开始进入“后英雄时代”，尤其在近年来颇受读者和观众欢迎的新现实主义创作中，“英雄”与“人间烟火”的距离越来越近，真正脱胎换骨为“平民英雄”。 黄建新导演镜头中，“小人物”占据着银幕的中心，这种小人物离“英雄”尚有很大的距离，更与“英雄叙事”毫不相关。但在《求》片中，黄建新试图将“小人物”涂抹上“英雄”的颜色。杨红旗，一个值夜班的农民工，雨夜里挺身而出，“吓跑”了企图实施强奸的歹徒，保住了女大学生欧阳花的清白，在行动上完成了从一个小人物到英雄的转变。然而，杨红旗“做好事要受到表扬”的个人理想在转变为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却是充满了曲折与冷遇，使得这个小人物的“英雄梦”蒙上了不少的悲剧色彩。 在电影中，导演在“小人物”杨红旗的“英雄”之路设置了以下障碍：1.杨红旗的农民工身份、2.杨红旗偏执木讷的性格、3.欧阳花违心的矢口否认、4.报社的麻木与见怪不怪。农民工作为近十几年才涌现出来的一个新阶层，一直是与穷苦、落后、愚昧、偷盗、捡垃圾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身份的社会地位让任何人都难以相信杨红旗所提供事实的真实性；性格偏执木讷、不善言辞表达，更导致报社领导、记者对其的不信任。饰演杨红旗的范伟一直以来是以“药匣子”（《刘老根》）、“范德彪”（《马大帅》）、“大头厨师”（小品《卖拐》、《卖车》）等“上下不靠谱，左右不着调”的农民/农民工这样的喜剧形象示人，这种喜剧性期待从根本上削弱了杨红旗其人其事的可信性。 出于维护自己的清白，面对记者古国歌时，欧阳花面不改色地撒了谎，使得古国歌先入为主的判断得到证实，导致调查一事只能搁浅。虽经杨红旗的一再追问，古国歌曾试图揭秘真相，然而电影因此却转向了一个俗套的“三角恋爱”故事，反使古国歌陷入爱情困境。甚至，欧阳花纠集女伴一路狂追杨红旗，上演了一出“胡同追逐”的好戏。固然从维护自己隐私出发，欧阳花的所作所为应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举无疑成为了杨红旗从“小人物”到“英雄”转变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报社的无动于衷也源于对杨红旗的不信任。一般情况下，当前报纸对于女大学生遭强奸这类的社会新闻绝不放过，然而报社出于对杨红旗的不信任一次次错过了着手调查的机会，直至报社领导出面干预，从这一点来讲，记者古国歌缺乏职业的敏感，应该不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记者。然而，当他按照一名记者的应尽的职责去完成这个调查时，发现他要为这种“尽职尽责”付出代价。当杨红旗见义勇为的事迹在主编的干预下上报时，记者古国歌面对维护女大学生声誉与实现老劳模夙愿的“两难抉择”，他的良心与职责产生了强烈的碰撞，最终导致他选择了辞职。 可见，在《求》片中，农民工杨红旗这个“小人物”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次表扬，因为身份的卑微，“英雄”就成为了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梦想”。也正是杨红旗的身份与地位，“英雄梦”的实现过程经历了诸多的艰难与曲折，而他本人、欧阳花、古国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本人谎称父亲去世，最后背井离乡；欧阳花个人遭遇被公开，精神压力过大差点跳城墙自杀；古国歌辞去了工作，丢了女朋友，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由此我们不仅要问，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而获得这微不足道的“表扬”还有什么意义呢？杨红旗似乎是这起事件的赢家，但他的背井离乡又说明了什么？一次没有获益者的表扬，一次代价沉重的报道，这部电影所带来的思考正基于此。 二、超现实主义的道德审视 黄建新导演的“小人物”系列电影一直致力于当今状态下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处境的揭示，以及对处在这种处境中的人的欲望和劣根性的批判。在杨红旗这一个新的“小人物”身上，黄建新无疑也寄寓了新的内涵与思考，对杨红旗这一“小人物”的命运的偶然性和结局的荒诞性的描写，更是体现了黄建新导演这种后现代黑色幽默的睿智与深刻。然而，除了杨红旗之外，被赋予此种意义的还有一个人——杨红旗的父亲杨胜利——影片的第四主角。 推动杨红旗锲而不舍地要求得到表扬的动力，正是来自他身边的“英雄”——父亲杨胜利。杨胜利，一个一生写满“荣誉”二字的退伍军人，精神上的纯粹让他对物质一无所求，以至于临死前自己未竟的夙愿竟是“让儿子也得到一次的表扬”。杨胜利精神世界的纯粹足以让任何一个人震撼，家徒四壁，经济拮据，生活来源靠儿子在外工地打工，补贴补助全部捐出，但是贴满墙壁的奖状、成箱成捆的证书，足可以证明这个即将退场的英雄的厚度与重量，这同时也是推动记者古国歌之所以继续展开调查的原因。 然而，好像导演并不愿意把故事讲述成一个完全真实的、对社会现实具有批判指向的故事，也不愿意把杨胜利塑造成一个“高、大、全”的传统英雄形象。导演在一方面让观众感觉到“英雄”的存在与纯粹，另一方面还暗地里埋伏了不少的细节，来瓦解这种高不可攀的“精神”的崇高。灵堂前，村长的一丝微笑、崭新的奖状、粗大的红烛等，都预示着杨胜利之死是一个虚假的设置。这种细节设置具有先天的后现代解构与黑色幽默的味道。对于这些一闪而过的细节，观众所表示的不理解也不足为怪，毕竟细节需要细心才能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