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电影诞生百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下，很容易激起一个人对中国电影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的巨大热情。它们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意义深远。各种学术性甚至通俗类文章、书籍、网站和杂志的发表和面世，以及研究型大学对中国电影这一主题的积极投入等等，这一切无疑都在证明：中国电影时代的来临，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中的来临！在此，我想从“电影研究”的视角出发，重新回到那些认定中国电影成就的相关研究中，来为这个重要的课题过去曾经如何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方式增加一点新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回到电影批评的领域。鉴于电影批评的主题及其方式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很难简单地将这个领域看作一个统一体。但是，在过去十年内出版了几部由单个作者完成的著作，他们试图构筑一个雄心勃勃的阐释框架，其目的或是要勾勒出该领域的整体形态，或是就其中某个问题给予一个总体性的观照。下面，我将回到对几部具体作品的讨论上面，努力澄清并批判其立论的基础和分析框架。因为许多关于中国电影的文化批评，正是在这些基础和框架上衍生和展开的。 周蕾在她的著作《原始激情：视觉、性别、人种学和当代中国电影》中所公开陈述的目标，就是要制造一种“电影理论”。该电影理论要阐明三种关系：第一是影片与其原创地/原创者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影片原创地的文化与影片接受地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以大学为基础的电影研究与文化研究相关学科（哲学和人类学等）之间的关系。周蕾将以上每一种关系都称之为一种“转述”（transcription）。根据她的传记，我们知道周蕾教授是一位出生在香港的中国人，用英语写作，并且受聘于美国大学。她的阐释计划，就是利用西方批评理论对大陆第五代导演的早期作品进行分析。即使在《原始激情》出版十年之后的今天，这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巨大计划。因为该书不仅继续对当前关于中国电影的学术讨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去重新审视和澄清一些和这个领域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方法。我想把焦点放在周蕾对当代中国电影的阐释计划上，并把她的计划和大陆一位重要批评家（戴锦华）对同一话题的论述联系起来分析，同时追溯周蕾著作对几位美国批评家的影响。 《原始激情》一书包含几条论辩线索，为方便起见，我将它们称为“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电影的出现以及更广泛的以摄影为基础的大众媒介的出现，对中国历史上发生并存在过的思想与写作发出强有力的挑战，并且促成了一个文化上的转变，这些转变既是象征性的，又创造了一个所谓“现代性”的新时期；第二个主题，第五代导演早期作品的实质是一种批评形式，这种批评是由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电影和政治的失望，甚至背离而产生的。该批评形式试图创造一种新电影，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一种新文化；第三，这些电影回到对自然的再现和对某些源于神话的，或没有确定年代的过去事件的表现，显示出一种人种学的意图。对于这些导演来说，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这种类型最好被称为“电影化的自传性人种志”（Filmic auto-ethnography）；第四，这种电影形式对妇女在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她们的再现方式显示了一种批评性的态度；第五个和第六个主题涉及到影片生产所在的文化与影片接受所在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交流，特别是当中国电影在西方展映或者进入西方的商业电影院线的时候。该书特别将这些影片中被西方看到的所谓中国经验指定为建构和分析跨文化表现的原始素材；最后，就对一部电影进行定位的阐释权力而言，这种关系（注：指东西方的阐释权力关系。——译者注）必然是非对称性的。 《原始激情》是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一本很少参考关于电影理论著作的理论：有一处关于爱森斯坦的脚注，有几次对巴赞的著作的引用，另一次引用来自帕索里尼的作品。这是一本没有图片的关于视觉文化的书，全书只援引了两个镜头，再现了某些广为人知的电影瞬时性特征，即观众无法控制阅读等等。但是，书中充满了对西方批评理论大胆的、别出心裁的展示与利用，其中包括海德格尔、本雅明、德里达、拉康，等等。 现在，我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来评价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当代中国电影是一种“自传性人种志”。这涉及到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周蕾断言：在西方知识传统里，在电影和人种志之间没有体制性/学术性的联系。（注：周蕾《原始激情：视觉、性别与当代中国电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这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人种学电影的制作/生产在西方社会已经有将近80年的历史，关于“人种学电影”这一主题的严肃的批评性写作也有四五十年历史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研究在大学学科中的扩展，人种学理论与批评理论已经围绕着电影、视觉人类学，以及（西方学者）如何理解其他文化的方式之间的联系等之类问题，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分析体系和自我反思机制。从19世纪末费利克斯—路易斯·雷格诺尔特的著作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让·鲁什的电影和著作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主题在法国曾经得到相当详尽的思考和研究。在人类学文学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贝特森和米德（William Bateson，1861—1926，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女人类学家——译注）从1942年起的早期研究，纽约科学院出版的《巴厘人的特性：一次摄影分析》。杰伊·鲁比1975年发表的文章《人种志电影是电影化的人种志吗？》 （注：载于《视觉传播人类学》第二卷第2期，第104—111页。）在那本以美国的大学为核心的学术期刊杂志上开启了一条探索的思路。随着视觉人类学协会（该协会是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一部分）的正式出版物《视觉人类学评论》杂志的出版，人类学主题很快就获得了一种国际性的机构性的形式，成为一种学科运动。在数以百计的案例研究与成果的基础上，“人种志电影”的概念成为一种有明确特征的严谨的类别：由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拍摄的没有剧本的电影化的纪录片（通常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大学人类学课程的副产品。这些电影常常获得基金会的资助，并被作为教学素材和档案资料使用。就形式而论，后古典时期的人种志电影在形式上常常加入采访、插入翻译当地人语言的字幕、摈弃制作者的画外音解说、明确地采用介入式的拍摄风格，并且常常直接表现出导演对所再现的文化只具有有限的接触与理解。（注：与一般好莱坞故事片全知式的叙事方式不同。——译者注）人种学电影不属于商业电影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