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电影以极端的方式被迫与政治产生联系有两次：一次是《武训传》，一次是文革电影。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在拍摄完之后被强行推上政治手术台的，而后者却是在拍摄之前就被戴上了政治的镣铐。二者都使中国电影本不十分健康的肌体遭受重创。 1950年12月，被称为“银幕诗人”的孙瑜导演历经七载终于推出了《武训传》。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有的认为是武训“站稳了阶级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是“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有的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认为是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1951年2月，毛泽东在看过《武训传》后即为影片戴上了“反动”的帽子。1951年3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影片《武训传》的讨论。此后，批判的声音开始出现，有的认为武训走的是从改良主义到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有的认为影片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歌颂了不该歌颂的人物，与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的现实运动不相容。1951年5月21日，为了将讨论引向深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国家最高层领导亲自在主流媒体点名道姓地批判一部影片，这在中外电影史上无疑是一个奇迹。社论一出，一场文艺讨论立刻变质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影片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二是认为影片美化了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三是认为影片贬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作用，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讨论范围之广、形式之多样、程度之激烈可谓是空前绝后。48位作者的43篇文章被公开点名。孙瑜立即公开承认错误，认为“《武训传》犯了绝对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错误。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是一部于人民有害的电影。”（注：孙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大众电影》1951年第22期。）向孙瑜赠送过《武训先生画册》的陶行知先生、为《武训画传》作序的郭沫若先生也受到影响。江青还亲自领导“武训历史调查团”去武训的家乡山东作了为期20多天的调查。据说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送行。1951年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由毛泽东本人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8月8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长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实际上为此次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作了总结和定性。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对这场“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注：《胡乔木说对〈武训传〉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的政治批判运动在性质、影响等方面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对于其产生原因还挖掘得不够深刻。这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一部深受欢迎的影片（注：孙瑜回忆说，《武训传》在中南海放映时，周恩来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银幕；放映后，朱德微笑地握着孙瑜的手说，影片“很有教育意义。”由此可见影片受欢迎的程度。见《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文史精华》1995年第2期。）为何突然被国家主席亲自点名并且迅速地打入死牢？我认为，想解开这个历史谜团首先要从毛泽东身上开始。毛泽东身上有着两种比较明显的情结：一种是革命情结。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认为革命与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必需手段。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能体现他的革命情结。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不喜欢孔子，经常背着父亲和老师读一些有关造反的小说或故事，如《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说唐》等。1926年6月至9月，毛泽东在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时就反复强调，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领袖是走投无路才暴动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在长沙举行的省委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暴力问题。建国初期的“三反”和“五反”无疑也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的一种“革命”。毛泽东的革命情结在诗歌作品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喜欢搏击长空的雄鹰和中流击水的飞舟（《沁园春·长沙》），喜欢山下相望的旌旗和山头相闻的鼓角（《西江月·井冈山》），喜欢分外香的战地黄花（《采桑子·重阳》），喜欢风展如画的红旗（《如梦令·元旦》），喜欢“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豪情和“十万工农下吉安”的气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喜欢“怒气冲霄汉”的天兵（《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喜欢缚住苍龙的长缨（《清平乐·六盘山》），喜欢飒爽英姿的五尺枪和初照演兵场的曙光（《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喜欢驱逐虎豹的英雄和不怕熊罴的豪杰（《七律·冬云》）。这些意象充满着激昂的豪情和动人的气魄。从革命情结出发，毛泽东认为孙瑜在《武训传》中所叙述武训“行乞兴学”是在宣扬一种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此在社论中严厉地批判道：“《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来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正当的宣传。”这种批判显然是在无限上纲。要求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具有革命意识分明是不现实的，即便有，由于无文化，也只能是盲动。所以，武训“行乞兴学”与其说是在改良，不如说无形中在为革命做准备。毛泽东在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究报告》中也承认：“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既然如此，武训“行乞兴学”的行为怎么可能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