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第一场雪，让我们安静地坐在五星级电影院里观看色彩淡得几乎是黑白片的《孔雀》。假如在这样的情境下也算是能够体会电影的剧场艺术的话，那么观察和经验告诉我们，刚刚传来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消息，显然十分有利于影片的票房上升。但是，观后的结论是它几乎不可能破票房记录。而且两个半小时对于观众也是一个考验。虽然观众的数量超乎想象。但是，它不是贺岁片，更不是什么情人节的献映，作为艺术片，它的命运似乎应该是仅仅等待评论家的赞赏或争论。实际的情形是它还有一定的票房价值，有一定的眼球吸引力。批评的声音有一些，但是总体上，也许正义反击战还没有酝酿起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媒体特别是所谓娱记的态度是相当宽大为怀的。在最后的剧组人员字幕冉冉升起的时候，观众也都老老实实地起立退场。当然他们全部神情肃穆，一定是被沉重的结尾拉到沉思的境界中去了。 比起《十面埋伏》意外遭遇的舆论埋伏，导演顾长卫真是不知道幸福多少倍。那一次，我看到一份报纸居然用了整整四个版来骂这部极具观赏效果的影片。为了维护自己公正的形象，又夹了一块豆腐大的表扬文章。电视台也惟恐天下无贼，居然还逼着制片人澄清所谓观众不哭他就怎么样，哭了他又怎么样之类的预言，到底说了还是没说、说了又究竟是怎么说的云云。这其中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接受美学辨证效应。这就是如果简单地迎合观众，观众会迅速报以颜色。现场观赏效果有了，可是他回家一回味就感觉不对劲，好事者就要和你对仗。在世界观众之林中，中国大陆观众似乎是最偏好在电影院里接受艺术真实，而回到家中又顶喜欢回味生活真实的群体。这一点，编剧导演务必引起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就看到一篇文章硬是说谁的刀射进章子怡的左胸口，却从右胸口拔了出来。结果害得既喜欢考证细节又天性好奇的本人看了又看，最终也没看到这样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经典片段。我们不排除媒体运作的商业策略在发生作用，但是观众的总体观赏情绪，欣赏习惯和理解能力还是值得研究和对应的。 电影中的问题如果太明显，又太多，就有必要从电影编导的主要方面的所长所短来寻找原因了，即使观众抓得不那么准确。比如《十面埋伏》里的两个捕头，充其量也就是刑警队长或派出所所长级别，怎么可能有宫廷级奢华待遇，美酒当歌，美女如云，嫦娥舒袖？为了观赏效果，就连最起码的历史常识，艺术细节都不顾。《英雄》在这方面更是开风气之先。秦始皇周围死活不设一个侍卫，他们都环立于皇宫之外，面前却只有上百支小蜡烛，可怜的秦始皇只能赤手空拳地同武林第一高手周旋。这就是为了观赏性和艺术性牺牲了最基本的文学性和历史性。顾长卫运气不错。导演处女作一出手就得了银熊奖杯，这当然是大好事。艺术家艰苦劳动，需要得到荣誉，需要得到社会承认包括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一般观众，专家和媒体也普遍认可。差不多两个半小时过去，没有大声叫好，也没有骂骂咧咧，这本身就值得注意。 影片通过自己的个性来参与电影艺术文化的竞争，特别是艺术电影本身的定位，相当成功。而这种个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所谓“草根性”或者我们最习惯的关注“普通人”。观众似乎沉默而沉重地离开影院，也是多多少少意识到了60年代的这个故事和自己的家庭，父辈，甚至自己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导演说“我希望更多的普通人能看到这部作品。这部电影献给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但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小人物。人们日常谈论的和书上看到的多是英雄和伟人。一般电影都是向什么大师致敬。平常百姓来去的时候都悄无声息，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其实不容易，他们或许更艰辛更伟大。”导演充满信心地说：“这是一部有质感、真诚而且丰富的电影，说它丰富，是因为片子中提供的信息量以及对人物形象丰满的刻画。有分量的东西是让人忘不了的，《孔雀》就是这样的片子。”“《孔雀》中许多的生活经历和琐事比如做煤球，都是我亲自经历过的。要知道，本来传奇的东西，写成传奇，这固然不错。而许多看起来平常的东西，但实际上蕴藏着传奇，我想，从平常司空见惯的东西挖掘出传奇来，是更不容易的事。”导演的这些说法符合影片的实际追求。也是影片体现中国电影多元化探索的价值取向。只是这方面还有思维的活性有待深入体验和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有的诸如“电影很郁闷，爱情很拧巴”等批评性的评论不无道理。在电影总体上转向强化观赏性的潮流中，《孔雀》专注于细节刻画和细腻情感的流溢，以及由于这样的风格化动势，使人物性格的区分十分清晰，心理活动特别丰富，画外音和内心独白，同观众观赏中的内心感受，特别是观众从细节和静默中获得的语言确实是相当丰富的。只是不见得必须始终贯彻平实的基调。这主要是指情绪和氛围在特定的时刻完全可以调高上去。既包括人物和情境，也包括编导发挥心理调节和情绪调度能力。这实际上首先是编导自己要调动起自己，心态调动状态，体验调动情绪和情感。情感和情绪的选择，无论在编导的主创路线的意义上，还是使观众从旁观的平行道上自然地滑入情感轨道上的某几个关节点上生成情感高潮和欢悦的跳荡，这并非廉价乐观主义，也不是破坏一贯的艺术风格。即使考虑到影院气氛和观赏心理的调节，也很有必要做出情感节奏的调整。以姐弟仨为叙事对象的三段式又以姐姐为重点，三人大体以姐姐4：哥哥2：弟弟2的比例组成故事。这当然无可非议。只是三段的衔接点和三段过程中的关节点，都可以调高基调，也都可以加大情感反差。换句话说，写心如止水不见得让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心如止水，写灰色人生，写压抑和苦难，都可以适时地抽出手来换付笔墨。姐姐“人淡如菊”既是气质也是性格，但是也可以浓淡相宜。导演在拿到很好的剧本的时候，恐怕除了考虑让文学性转化成电影性，转换大量细节之外，就是在必要的时候闪出光来。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处理解决。因为涉及回忆者也就是叙事人“我”（即弟弟）的叙述语调，更重要的是涉及编剧的叙事视角，还有人物身份的变换，风格的统一等具体问题。影片许多地方已经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比如哥哥姐姐弟弟三人的造型和个性，以及按照编剧李樯所归纳的：“我觉得三个孩子代表着人生的三个阶段，也代表着三种人生态度，姐姐是很理想主义的，很唯美；哥哥是非常实用主义，很世俗；弟弟非常虚无主义，很悲观。我觉得这三个孩子，大致涵盖了我们的人群。”姐弟仨不同的人文类型的表现，显示出细致而形而上的思考深度。有的亮点则纯粹是历史感的细节，比如哥哥不时模仿报时“嘟嘟嘟嘀——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唤起70年代感，也唤起方言和普通话的距离感。这种所谓70年代感的表现方式最突出的还是环境氛围透视和人物关系流露。包括死亡信息的不断出现，死亡阴影随之笼罩环境。影片并没有强化或过多地直接展开对70年代极左政治的批判和批判性表现，它多少回避了这一点，但是，总体社会文化气氛的映衬和呈示，含义则是毫无疑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极度贫瘠在展示中有力地昭示着人文的方向。特别是对于性的禁忌，男女关系的极端态度和普遍的愚昧，在世俗化的细节和氛围中表露无遗。影片色彩基调以黑白为主。从服饰到诸如自行车、灯具和床铺等道具设置，从工厂到废弃楼房等，都具有十分精细的时代感和时间性的环境设置。朝鲜电影和朝鲜音乐的反复出现既有时代感，又别有寓意。尤其是以当年极其流行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等的基本旋律加以适当变调变奏形成的伴奏和配乐，大部分情况下以轻柔和忧伤的形式出现，特别是手风琴和弹拨乐的多次出现，也加强了时代感和伤感怀旧的主题。孔雀在结尾的出现和在三组成员分别议论后独自孤独地开屏意味深长。这个结尾也由于适当的程式化的三个子家庭——走过小动物园孔雀笼并多少发了几句议论，而被明显地点化主题和寓意。这个结尾是开放式的，多选式的，虽然格式化了点，但是如此造境已经很不容易了。一家人除了去世的父亲，姐姐增加了再婚的丈夫以及抱着的女儿。家庭和个人生活呈现着常见的不那么圆满的形态。情节的发展和影片的结构都需要根据主题和主调的变动而调度和调整。同样重要的是让观众获得自己的情感空间和选择权，也让观众把压抑、酸楚和郁闷释放出来，甚至在必要时宣泄一空。导演主张采取朴素和平静的叙事态度，尽量避免特写的强调。编导有意始终保持同人物和故事的适当距离，以便叙事客观、冷静和有整体性。为此有意运用了不少长镜头和定格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