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普遍说法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于21世纪之初。原先主要是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隐含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文艺作品，以及由此改编的影视剧。从语义指向上看，还应包括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后来，红色经典的语义范围逐渐扩大涉及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文学方面看，还包括了左翼文学、延安文学、进步作家的部分作品以及前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些作品；从文艺角度看，还包括了“红色”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文艺样式；从社会文化上看，还包括了“红色旅游”资源以及相关珍藏资料。“红色经典”实际上包括了两个语义，即“红色”与“经典”。经典，一般被解释成是人类文化中最优秀、最宝贵、具有超越道德伦理与审美价值、淡化了党派政治色彩且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结晶。红色，主要是指近现代民族革命特别是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体现着对红色政权生成、发展的“正史”的合法性的阐释。“红色经典”，就是以歌颂中国近现代民族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为主题，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至今仍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艺术作品。 “红色经典”尽管从暂命名状态的一开始就颇受訾议，[1]（P13）但它终于在主流话语形态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共生共建的语境中得到了某种确认，成了目前文化市场中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元素。从20世纪末“红色经典”丛书的大量发行，到本世纪初“百年百种优秀图书”系列的隆重上市，从“红色经典”改编热引发的争论，到“红色经典”的回顾回忆（如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电影传奇”栏目等）带来的“红色情结”话题，莫不在体现着这样一种语义指向：“红色经典”已形成当下文化市场上的一道“红色风景线”。 “红色经典”市场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文化市场上，有着领袖元帅人物以及劳模英雄人物图像的各类饰物已经炒作到了很高的价位，“红色”的老照片、老画报、老唱片、旧画册、旧期刊、旧版籍成了中老年人记忆的收藏，也为文化商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一些地方政府在革命传统教育的名义下，为了搞活当地经济，纷纷打造“红色旅游”的品牌。这其中，最具市场文化特色的就是“红色经典”的影视剧的改编了。 一些文化商人看准了这个“红色”商机，在抢先改编的同时，还推出了一些“拟红色经典”、“准红色经典”的版本。它们披上红色斗蓬，大摇大摆穿行过文化市场的“闹市”。与“红色经典”毫不搭界的《红色恋人》上演过后，而后又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把人们拉回到“红色”时空里着实过了一把感情瘾。 细细爬梳，我们从“红色经典”热中可以触摸到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多元复杂的文化心理。 首先，它契合了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绪。这种说法似有老调新弹之嫌，但确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面对世象纷耘的现实世界，中老年人更喜欢用历史的宽容熨平岁月的皱纹，去回忆“提纯”和“过滤”了的人生，尽管时间老人留给他们的不全是温馨和从容，或者说还有着较多的伤痛。但他们毕竟拥有过那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拥有过青春的向往和生活的激情，他们曾用真诚拥抱过时代，用执着书写着信仰。当一切成为历史，回忆中的“人生”就成了苦乐年华中最有精神价值的内容。具体而言，中老年人怀旧的文化心理又有所不同，老年人是“留住历史”，留住负载过理想热情的历史记忆，留住“红色经典”所折射的沧桑岁月，历史的悖向性和或然性被遮蔽，一切变得简单明了，理性的批判立场在这里缺席；中年人是“改写历史”，他们虽有过“我不相信”的对历史生活的理性质疑，但也有过“理想使痛苦光辉”的精神漫游，红日、红旗、红领巾、红海洋、红花、原野、向日葵，曾组成他们鲜明的生命意象，他们告别了“造神时代”，却未曾告别“红色经典”编码的心灵史。恰如一些知青作家在反思上山下乡年代的荒唐和痛苦的同时又写出真诚的理想及独立的精神追求一样。对他们来说，历史并未走远，青春无怨无悔。 这种怀旧情绪如果从当下的社会文化心理来分析，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人们正处在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商业文化环境中，物欲横流，精神滑坡，价值失范，人性迷失，后现代文化思潮颠覆解构着传统文化的秩序，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和选择中，拿什么来拯救我们自己，拿什么来拯救社会的未来——孩子？“红色往事”资源自然成了一种重要的选择。 其次，它迎合了一些青少年寻求“陌生化”的好奇心理，青少年喜欢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陌生的阅读领域，不喜欢慢板的戏曲、传统的“经典”。于是他们在蹦迪、摇滚、探戈和流行时尚中一路走来，踏着青春的舞步，享受着亲和世俗的欢乐，在流光溢彩的生活中寻找着自我。当青春梦幻般的呐喊变得有些嘶哑单调时，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圈子竟有些逼仄。于是把目光投向茫茫广宇，随着金庸笔下的人物踏遍了浩瀚的大漠、苍茫的草原、神秘的大理、深邃的岩洞；随着张恨水、张爱玲掀开粉色的帷幕，窥探着那放大了的、变形了的、酸涩的、伤感的、浪漫的、温馨的“金粉世家”的“啼笑姻缘”和市井细民的“倾城之恋”。他们也把目光投向“历史的天空”，在哈哈镜的凹凸中看到了帝王将相的蟒袍玉带、神气活现、宵衣旰食、山河易变；也看到了名士淑媛的萍踪侠影、书剑飘零、缠绵悱恻、软语香艳。还有的把郭敬明、韩寒等青春写手引为知已，穿过“三重门”来到“长安乱”的“幻城”，在“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迷蒙伤感的气息中自悼青春，继而由自悼走向自恋。当这种“偏食症”吃坏了胃口时，好奇的目光寻找着新的“陌生化”的领域，对黄钟大吕的追寻竟与经传媒包装上市的“红色经典”不期而遇，故事的传奇性满足了感官的愉悦，人物的“成熟”、“成长”又与心理的期许暗合，（注：杨沫的《青春之歌》内容提要这样阐释：“小说中刻画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一批栩栩如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对当代青年亦不无启迪。”）“传统”从这里走向“现代”，传媒文化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