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时期以来，电视剧的大量生产和播出，无疑给我们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着实不少。看腻了那些神秘怪诞的武侠剧、随意戏说的历史剧、放浪笑谑的言情剧和时尚浪漫的生活剧，我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不禁怀疑并且发问，对于许多的电视剧作而言，生活的真实到哪里去了？艺术对于人生和社会关怀又到哪里去了？在这样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面对诸多亟需关注和思考的社会问题，我们的艺术家们都在干些什么？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在今年的“五一”节前后，看到由张纪中（制片人）、康红雷（导演）和陈枰（编剧）三个人组成的这个被誉为影视“金三角”的创作集体联手打造、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20集电视连续剧《民工》时，心头不禁一热。该剧以对中国一个特殊而又尴尬的劳动群体——民工的生活境遇和心理困惑的艺术映照与人文关注，在当下的电视剧创作中独树一帜。 《民工》的情节并不复杂，通过对河南一个民风古朴的小山村歇马山庄鞠、郭两家父子两代人打工遭遇的艺术展示，极其细腻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他们迷茫、艰辛、幸福而又悲痛的心路历程。其中，鞠家父子的生活遭际和情感历程是全剧的主线。坦率说，与人们对于此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审美期待，比如“大义凛然”地为民工们的不平待遇呐喊鼓呼之热切渴望相比，电视剧《民工》的艺术触角和叙事手法，似乎显得不够深刻和那么直接，对于民工境遇严峻性的揭示，似乎并不十分“醒目”。以至于像有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许多观众甚至认为，《民工》并没有把民工当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来展现，从而发出不平之音：“这是在说民工吗？怎么感觉不出他们讨生活的艰辛与被歧视的压抑？” 应当说，持此观点的观众之审美期待与心理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乏偏执的议论，其实是对电视连续剧《民工》艺术追求的一种误解。 艺术不是宣传，艺术品也不是一般的新闻特写。《民工》对于这些“社会最底层”人群不公境遇的艺术反映，有着自己的视角与标准。虽无“被侮辱和被损害”镜头的大面积叠压，没有对于悲苦境遇的无节制渲染，但创作者对于民工的理解，无疑更为全面而且深刻。其对民工的艺术映照，没有停留在许多人所渴望的简单同情与关怀，而是扩大为对他们坚韧生活意志和辛勤创造精神的歌颂与礼赞，包括对于他们作为当今社会弱势群体深层根源的追索揭示与审美思考。这就使得《民工》对于农民和农村的表现，不再着眼于落后凋蔽和破败不堪；对于农民面貌的展示，也不再停留在表情呆痴、衣衫破烂和蓬头垢面。恰恰相反，剧中的民工，活跃在明媚灿烂但对他们多有不公的都市，忙碌在清新美丽但略带忧伤又不无希望的乡村，并且在这亮堂堂和暖洋洋的底色下，活得有情有爱、有滋有味。换言之，《民工》不是一般简单关注民工问题的“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部从揭示城乡差异出发，深层展示民工生活的抒情正剧。 那些因为看不到大面积苦难从而找不到情绪渲泄口的观众，尤其是在生活底层受到压抑的观众应当明白，展示苦难并不是当下农村或民工题材作品惟一的指向。因为，苦难只是当下农民和民工生活的一种现象——尽管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政府和社会，近年来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民工困难的格外关心，以及花大力气设法解决的种种努力，已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舆论中，成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普遍共识。更何况，对民工困难的极力张扬和悲情渲染，并不必然带来艺术接受的提升。 二 也就是说，《民工》有着自身的艺术品格。它对民工生活的成功反映和对农民形象的独特塑造，首先来自创作者穿透生活的表象和事实之后，对于城乡差异和乡村伦理的深刻体察。它使我们看到，年轻一代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是仅仅与城市市民相对存在的弱势群体，而是有着自身的社会历史根基，依然剥离不开身背后生存空间的特殊群体。当今境遇中的歇马山庄，虽已不是当年鲁迅笔下的宗法社会，但也未能进化为现代的法理社会，还是处于自然状态的礼俗社会。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中，根植于传统又塑造着传统的人伦教化，仍然在规约着农民的生活方向，同时也全面宰制着民工命运的乖蹇休咎。这就让我们明白，《民工》对于民工的塑造与表现，不是剪贴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空间的片段图片，而是扎根于农村背景的透视与叙述。 剧作中，鞠双元的爷爷鞠永旺和奶奶崔大脚无疑处在这个礼俗社会的金字塔尖。以他俩为代表的老一辈人认为，土地是农村人的命根子，耕种土地是农村人的天命和最高生活法则。天命不可违拗，背离了土地是不会有什么出息和出路的。难怪当以给母亲办丧事为由才从城里骗回的儿子鞠广大麦收刚过就急于回城时，鞠永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家里缺钱用的现实，在他心底绾成结的一个问题是，城里到底有啥好，儿子在家里为啥呆不住。而崔大脚之所以看到心爱的孙子媳妇李平用鸡蛋和面粉做面膜美容感到怒不可遏，并不是舍不下那些鸡蛋和面粉，而是因为孙媳妇的举动彻底背弃了乡村伦理。如果说，老年一代仍然能够心安理得地与这种土地伦理相始终的话，则中年一代显然是在与之相颉颃。生长在泥沙俱下美丑杂陈的转型社会，旧的伦理准则无法供给他们生存的幸福，新的道德规约也远未在他们的内心扎根。他们的冲决和挣扎理所当然要付出代价：鞠双元之母刘艳梅不是出于厌弃自己的丈夫，而是由于丈夫经年累月地不在身边而出现的感情空缺，才偷偷应和了人品极好，在村里数一数二，但从未享受过真正爱情的好男人郭长义的追求。最后，刘艳梅在郭长义的妻子姜翠玲看似有理但却异常刻毒的咒骂声中倒地死去。与其说刘艳梅是死于私情败露之后的被羞辱与折磨，勿宁说是死于闪念之间背离了传统伦理道德之后，内心的无限愧悔和良心的巨大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