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国产电影的各项衡量标准中，最让众人感到惊喜的，也是最常被提到的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年度的电影产量，一个是年度电影票房。从绝对值考察，这两个指标较之往年增幅明显：2004年度共出品电影212部，而此前2002年和2003年度的产量分别为100部和140部，打破了1992年170部故事片产量的历史纪录。同样的，2004年度电影票房收入也走出了自1999年以来徘徊于10亿的尴尬境地，达到了15个亿。（注：相关数据见张晓阳：《中国电影走出低谷产业增长形势喜人》，《中国广播影视报产业周刊》2005年1月11日第5版。） 毋庸置疑，总产量和总票房的进步都有理由让人感到高兴，但在欣喜之余，这两组数字背后隐含着的问题同样不容小视。 数字背后的隐忧 2004年度电影产量的激增直接得益于电影投资门槛的降低，尤其是以“单片许可证制度”为代表的电影拍摄准入政策的放开。政策面鼓励国内任何公司拍摄电影，投拍电影不再受资本性质和公司主营方向的限制，并且，任何单位只要完成了两部单片申报的影片，就可以申请成为正式的电影制片公司，享有国有制片单位同等权利和义务。原来控制得相当严密的电影拍摄制度在经历了1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后终于取得了质的突破，民营资本拍摄电影终于取得了管理部门的“政策追认”乃至强势推动。在这样的情势之下，2004年度，由国内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参与投资（外资暂时未许控股投资电影）达到了80％以上。可见，各类资本正在被投资电影可能带来的利益回报所吸引，开始实质性关注电影。现在的问题在于，将第一批资本引进来以后，如何能够把它们稳得住，并且进一步吸引更多更强势的资本介入，这才是电影业健康、稳步发展乃至步入产业化的关键必要条件。于是，如何将可能性回报转换成为事实性收益也就成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毕竟，使得资本增值是理性投资人天然的第一追求。否则，如果投资电影缺乏收益，那么现在的热闹的投资局面就只会是昙花一现。 现在的事实却不容乐观。 宏观上，我们的电影票房确实有不小的增幅，但进入微观层面仔细考察，其实隐匿着巨大的危险。15个亿的总票房，是由国产电影（包括CEPA生效后的一同视作国产片的香港电影）与进口影片共同创造的，2003年度，国产片票房占到总票房的一半略强的份额，2004年，考虑到有几部国产片创造了很高的票房，参照2003年的态势，2004年度国产片票房大概能够占到总票房的六成，也就是国产片总票房为大约9亿。在这9亿票房中间，《十面埋伏》票房1.53亿、《功夫》1.25亿、《天下无贼》1.01亿、《新警察故事》5000万、《2046》3000万。（注：以上数据均是截止2004年底的统计，《中国电影走出低谷产业增长形势喜人》，《中国广播影视报产业周刊》2005年1月11日第5版。）再加上基本属于政府采购并包场消费的《张思德》、《郑培民》共同创造的5500万票房，以上7部影片票房总计5.14亿，除去这5个多亿，其他205部国产片总票房只有3.86亿，也就是说这205部电影平均每部票房只有不到200万。按照惯例，制片商能够拿到票房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不到70万，而现在一部国产低成本电影的成本都在300万左右，由此可见，国产电影整体上是不能从影院票房收回投资，更谈不上盈利。 需要进一步指出，就是在前述5部商业大片中也潜藏着危机：除了《十面埋伏》和《天下无贼》，其他三部都是以香港主创人员为主的影片，内地电影人的电影生产力和票房号召力受到了电影市场的质疑，内地电影在电影市场上似乎就剩下了“冯小刚电影”、“张艺谋电影”两个品牌。 行文至此，定然会引来质疑：文中所谈的投资收益基本上是院线票房，而当下电影投资的回收管道绝非仅限于票房，电影频道收购、出售碟片版权等等都能为投资人带来收益，并且当下电影观众也绝非仅仅限于大银幕观影一种方式。不错，对于一个成熟健康的电影市场来讲，比如美国电影市场，电影的收益是多层次的，电影的消费形式也是多元的，但是，这些多层次的收益是在严格时段区分下取得的：一般的，新电影进入院线一年以后，才可以推出该片的影碟、录像带等下游产品，又在此以后一段时间，电影频道才能播映该片，此举在于把影片产权尽可能的细分，避免不同媒介分流片商利益的影响，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并且，电影后产品收益的大小是直接与该影片大银幕收益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不可能一部影片票房惨败但在下游产品中得到丰厚回报。而当下绝大多数国产电影基本上已经主动或被动的（因为院线不排映）放弃了院线票房回报这条收益渠道，一般的，就是直接卖给电影频道，再出碟片，而电影频道收购绝大多数影片的价格也就是在四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影片制作成本被控制到极低的程度，请不来明星，也组建不起真正有实力的主创队伍，影片质量和市场号召力也就可想而知，收益可想而知。况且由于盗版影碟、网络盗播、电视盗播等诸多危害电影市场问题的存在，我们的电影后产品产生的利润并没有多少能够回馈于电影投资人。 明确地讲，处于院线收益匮乏状态下的中国电影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强势资本也就不会持续介入这种低产出、低附加值的行业，那么，电影产业化从何谈起？ 客观地讲，造成中国电影院线票房颓败的原因非常复杂，有电视、影碟、网络等多媒体分流受众的影响，有电影自身体制内外矛盾的左右，也存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制肘等等，而本文探求的焦点在于电影市场中的票价问题对于电影票房乃至中国电影健康发展的制约与作用力。 “五元票价”的昭示 建国后，我们实行的是长期稳定的低票价制，到80年代中期，城市电影票价也就在0.1元到0.3元之间。1985年，北京率先施行经物价部门核准的“浮动票价”，接着又有“结构票价”政策出台，严格控制的低票价制出现松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票价基本放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