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知道“丽尼”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那时我才十六七岁。文化生活出 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的一套小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其中《贵族之家》、《前夜》就 是由丽尼翻译的。 跟许多人一样，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位翻译家是位女性。后来我又读到了一本以“丽尼 ”署名的散文集，记不清这是他的《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三本散文集中 的哪一本了，但其中所透露的哀婉甚至近乎苍凉的情调曾深深触动我的心弦。从某些篇 章的叙述角度来看，我又感到他不会是一位女性。这个“谜”只是到了1954年我和他见 面时才真正揭开。 这一年，原先的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研究室的编译组已扩建为“电影艺术编译社” ，编译人员多达三十余人，被人们称为仅次于中央编译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室的“ 第三支编译队伍”。所有外国电影文学和史论翻译出版物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艺术 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大约在年末，我听说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荒煤同志把郭安仁(亦 即丽尼)从武汉大学教授的岗位上调到我们编译社来当副社长。我这时从事斯坦尼斯拉 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和校订工作已有三四年，当然知道斯氏及其所领导的莫斯科艺术剧院 经常上演契诃夫的《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海鸥》等名剧，译者也是这位渴 慕已久的丽尼。 头几年，我和他的接触不很多。他来社后，听说原来的社长程季华向荒煤建议：丽尼 翻译成就高，年纪又比程大，似应由他担任第一社长，而程担任第二社长，后来就这样 正式宣布了。他当时在社内还兼任编辑组组长。这时《电影艺术译丛》已从双月刊改为 月刊，我听说他在《译丛》的选目和审稿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都以为译丛组组长富澜是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主任，而他则是这个刊物的主编。编译 社出书的规模越来越大，除刊物外，各种各样外国电影史论和电影文学剧本的译稿都由 他最后审定，一年下来，总不下四五百万字。我有时颇为他感到“委屈”，他这么一位 大翻译家，怎么不再去继续翻译世界文学名著，而宁肯充当一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 编辑，而且始终那么勤勤恳恳、尽心尽力? 195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正式成立，荒煤兼任社长，丽尼被任命为电影艺术编译室(后 改称为外国电影编辑室)的室主任，我继续担任丛书组组长。由于室务会议不断，我和 他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在会上很少发表意见。后来回 想，这可能跟他背着“历史包袱”有关。1957年春我曾和他一起参加过民盟的座谈会和 文化部召开的“鸣放”会，他始终静坐在那里，没有作过任何发言。后来在出版社举行 的一次“鸣放”会上，有一位年轻女同事引用了英国思想家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 话，丽尼曾表示赞同。没想到，这一“表示”却惹出了大祸。那些“左派”们大做文章 ，说他是表示用“知识”作为“力量”来对抗党的领导。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朝他而来。他调到我们单位后，始终在勤勤恳恳地工作，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怎么“ 对抗”了?这事给我印象至深，也引起了我深深的义愤。 “反右”结束时，总共不到40人的外编室有13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另有几位被划 为“严重右倾分子”，而我和徐昭(翻译了萨杜尔《电影通史》的法文老专家)则被列为 “右派同情者”。全室有半数人被划入了“右”的阵营，在那场“反右斗争”中这在全 国范围内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当时，作为党员副主任的程季华因室内出了这么多“右派 ”，被称为“大红伞”(指纵容和包庇‘右派’)，先是“靠边站”，随后又被调离外编 室。有一天，出版社那位掌握“反右斗争”大权的副总编辑在事先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 的情况下，到室内当着全体人员宣布：郑雪来现在是外编室的“业务秘书”，没有他的 签字，任何稿件都不得发出。这使我简直摸不着头脑，外编室发稿历来都是室主任丽尼 签字，怎么会跑到我头上来呢?何况我已被那张颇有来头的大字报列为“右派同情者” 。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业务总得有人抓的缘故吧，室内那些“左派”们连翻译都还没 有过关，更不用说校订、审稿工作了。 丽尼虽然没有被正式划为“右派”或“严重右倾”，但他竟受到如此冷落甚至侮辱，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不顾另一位“左派”党员领导关于“你少跟右派接近，要多依靠左 派”的告诫，除了与所谓“右派”们过从甚密外，仍一如既往地向他请示汇报，请他继 续负责审稿定稿。他往往冒着酷暑，整天坐在办公桌旁不断看稿改稿，几次心脏病都差 点发作。我劝他不必如此辛劳，他总是轻轻报以微笑。他如此忍辱负重，真使我感动不 已。从此以后，我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老伴也几次去他家看望他们夫妇。 从1957年到1964年他被迫调离电影出版社这段期间，有好几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总 觉得欠了他一笔债，很后悔没有在若干年前就予以“偿还”，一直拖到今天才提笔写出 来。 1957年秋，我翻译了一个前苏联电影文学剧本，即杜甫仁科的遗作《海之歌》，其中 有许多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描写的抒情段落，我译后自己很得意也很陶醉。发稿前我请他 审读改正，他说的确译得很不错，只可惜我理论的东西搞多了，翻译文学作品时还不够 放得开，有点“拘泥”于原作结构。他在译稿上做了些修改润饰。我记得很清楚，其中 引用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珂的诗句，给他改成了“汹涌的怒涛高高升起，波浪与群山比量 高低”。我不记得自己原先是怎么译的，但肯定不如他改后这样气势磅礴而又优美抒情 。 在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1960年至1961年初这段期间，外编室名存实亡。全体人员都 被弄到羊市大街外国电影研究室上班，我感到我们仿佛是被那些“左派”们在“监督劳 动”。丽尼按时上下班，仍一如既往地不断地看稿改稿，他当然已不再有签字发稿的权 利了。连我这个所谓的“业务秘书”也不能再给外编室发的稿件签字。我为了给某些西 方电影理论翻译出版物写点前言后记，借以消除人们关于毫无批判地“贩运资修货色” 的疑虑，却反要一再去听那位“左派”党员领导讥讽我们对此“有瘾”之类的风凉话。 我有时气得真想大大发作一番，丽尼不只一次劝我要“坚忍”，并且说，这种考虑是完 全正确的，对于外国出版物中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完全应该表达我们的批判性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