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电影并不是一种只让人们沉醉、让人们忘却的“白日侠客梦”。在现代社会 ，武侠电影充当着大众娱乐文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作为一种娱乐场所，电影院里供奉 的不仅是“心灵的沙发椅”，销售的也不仅是“视觉的冰激凌”。电影院时尚化的观看 境域，给处于黑暗之中的观众创造了一种共同体验流行文化的感受。同时，如同神话般 的银幕世界又给观众造成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看一部电影，就是 在体验一种“梦幻般的文化仪式”。使现代电影的观看情景与传统宗教的集体仪式相接 近。其实，从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方面讲，电影本身就相当于一种没有教义的宗教，国 家体制通过电影完成的是对大众心理的“询唤”和对社会现实的“修补”。所以，电影 的宗教意义是电影与生俱来的，是电影肌体中无法剥离的部分。我们虽然不能说不了解 宗教就不能真正了解电影，但最起码对宗教的认识，是我们认识电影的一种有效路径。 进而言之，认识电影中宗教的意义，是我们认识电影总体意义的必要内容。 在主流电影中，快乐原则与伦理原则始终是一体的。尽管宗教的伦理与电影的叙事逻 辑之间存在着价值体系方面的冲突。例如：佛家伦理强调的是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而 主流电影的叙述逻辑历来注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家伦理强调的是戒淫、戒色，而 主流电影的叙述逻辑强调的是有情、有性。尽管武侠电影叙事策略时常能够合理地调和 宗教对世间暴力的“禁戒”与对江湖罪恶的“惩治”，但是在不同价值体系的冲突中， 武侠电影的叙事原则时常是向宗教伦理倾斜，有时甚至经常让位于宗教的法理，使武侠 电影在某种意义上皈依于宗教的精神。换言之，宗教伦理经常成为支撑中国武侠电影的 文化根基。 一、推进叙事的“第三种力量” 在主流电影的叙事体系中，由于始终存在着二元对立的人物谱系，所以必然形成建立 在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之上的价值系统。在好莱坞经典影片中，真假、美丑、善恶在这里 不仅泾渭分明，而且相互分裂、相互冲突。尤其是在传统的美国西部片中，公众所代表 的追求社会发展的进步观念与恶势力所代表的拜金主义腐朽观念总是相对立的；正派的 民众在西部致力于耕耘土地，建立家庭，建设教堂、学校和法制化的生活，恶势力则不 惜一切手段致力于个人牟利，不顾公共事业。东部，总是象征着被所谓文明社会污染后 的形象：怯懦、自私、妄自尊大；西部，总是那些横刀策马奔驰在荒野中的英雄，他们 象征着善良、勇敢、无私无畏。宗教，在好莱坞的电影世界中，通常是“站在”这种二 元对立的正义与善良一方，作为一种叙事力量，宗教的存在强化了对立双方的内在冲突 。《与狼共舞》中邓巴中尉之所以能够在枪林弹雨中纵横驰骋，引领军队大乱敌阵，完 全是因为他所扮演的是一个耶稣的形象。 好莱坞电影政治话语与宗教话语的巧妙整合历来是诱导观众向影片认同的主要策略。 在好莱坞的电影编码中，政治意义时常依附于宗教教义之上：“为上帝而战，为自由而 战”，这种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一体化，把好莱坞表面上五彩缤纷的电影大厦，用两根坚 固的栋梁支撑起来。在历史上，19世纪英国对苏丹展开的一场殖民主义的侵略战争，是 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而影片《四片羽毛》的叙事过程中，这场战争被“命名”为一场以 宗教名义进行的战争。在出征之前，英军上校对正在用餐的军人宣布：“一伙伊斯兰教 的狂热分子，在一个自封为救世主的头目率领下，袭击了苏丹的阵地，英国决定派出精 锐部队开赴苏丹!”在军人为出征的命令一阵狂呼之后，牧师走上前来神情严肃地说： “上帝赐予给我们大不列颠民族一个可以称雄世界的帝国，让这个帝国在全世界行使上 帝的旨意，你们将战胜这些野蛮的异教徒，让世人知道，我们崇高的民族精神可以战胜 世间的一切。”在这场为出征举行的狂呼仪式中，叙事的中心并不是把战争的目标针对 苏丹，而是针对一伙伊斯兰教狂热分子。英国军队的作战对象不是什么正规的国家武装 力量，而是一群“伊斯兰教的狂热分子”。由于宗教的教义承担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为 此，历史上一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电影中变成了一种英国以基督教名义与伊斯 兰教狂热分子之间的战争。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把美国部队描写成“上帝的战 士”。通过剧中人物，作者不断强调“上帝站在我们一边”。美军狙击手每打一枪都念 一句祷词，结果是弹不虚发。美国部队就像十字军，战争成为他们的一种历史使命[1] 。为此，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变成了一场圣战，一个充满神圣意味的角斗场。 在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保持了主流电影的这种二元对立叙事结构。与好莱坞电 影不同的是，宗教在武侠电影中通常处于对立双方的冲突之外，而不是之内。有时它承 担着化解世间的仇恨、启悟良知、劝解恶人改邪归正的询唤作用。在黄飞鸿系列片中， 早期黄飞鸿虽然扮演的是一个爱打抱不平、抑恶扬善的正剧角色，然而他在精神上却奉 行一种具有劝诫意味的宗教伦理。比如他讲究：忍(克己忍让)、恕(劝坏人改过从善)、 和(力主和平解决问题)。尤其反对滥用暴力。不到非不得已不出手伤人。对坏人也尽可 能不予杀伤，尽力劝他改过从善。这些思想都与佛教伦理如出一辙。宗教作为一种叙事 力量的存在并不是在表面上强化对立的尖锐性，而是在深度模式上否定暴力的合理性。 或是说，为暴力冲突确认最终的道德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