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史述实践与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同步并进，总体呈现 出跌宕起伏的发展态势。出现在早期阶段的《中国电影发达史》(谷剑尘著，载《中国 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郑君里著，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是旧中国仅有的两部史述专著。虽然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 影史略》被称为“找到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规律”(注：参见李道新《中国电 影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前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42页。)的力作 ，但中国电影史研究与史述领域整体的初级状态并未改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 于受政治史学理念的操控，“中国电影史”一度成为政治标尺下的革命斗争史[如程季 华主编之《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下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历经“新时期 ”学术复兴之后，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史述以尊重历史事实、重新挖掘 史料、恢复历史本相、重构历史叙述为目的，先后出现《中国电影史》(钟大丰、舒晓 鸣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公司，1995年版)、《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年—1976年 )》(胡菊彬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无声电影史》(郦苏元、胡菊彬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电影史》(陆弘石、舒晓鸣著，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年版)、《影像中国》(丁亚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电影史(19 37—1945)》(李道新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电影批评史》(李道 新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陆弘石主编，中国电 影出版社，2003年版)、《影史榷略》(李少白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等一批 专著、以及散见于《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专业刊物的 研究论文。这些论著各有侧重地探讨和论述了从1905年到新世纪之初不同历史阶段中国 电影的发展演变，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学术成果。然而在宏观和微观的向度上审视，这些 成果基本还是片段化和停留于表层描述归纳的探寻，“从电影文化和电影综合性角度出 发，建构新的中国电影史的努力”(注：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前 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42页。)只能说刚刚起步，具有相对权威 性、代表性的史述文本尚未出现；许多史学问题依然悬置；许多史论判断有待进一步商 榷和证实。针对这一状况，中国电影史研究急需从史观、电影史观、史述架构的宏观层 面和具体历史时段、现象的微观层面加以梳理和检视，形成总体脉理清晰，阐释深入的 研究走势。 在电影史观的宏观层面，“开放的电影史观念”(注：见陆弘石《中国电影，描述与阐 释》的导言部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版。)显然是符合电影这一现代文化品类多维 属性与多种关系限定的观念性倡导。确认电影历史形态与演变的流程是由产业、经济、 技术、时代文化取向等多种机制决定和影响的历史存在，使电影史观大跨度地超越了政 治史学和参照于“杰出”史传传统与文学史“作家——作品”体例形成的“导演——作 品”美学史的限定，这就把“研究的目光放大到对电影(历史)现象的综合考察上”。( 注：见陆弘石《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的导言部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版。)自 然形成了开放的电影史观念统筹下甚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应该说这一结果是随着国外电 影史研究成果的引入催生的观念性变革。具体而言，国外电影史学研究的新历史主义态 度以科学性面目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参照。由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 撰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注：该书“内容说 明”特别注明：本书是欧美高等院校电影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就明确指出了“作为 电影史理论的实在论”的基础方法地位和“美学电影史”、“技术电影史”、“经济电 影史”、“社会电影史”的四范畴史述规划以及“个案研究”、“社区电影史研究”的 泛电影史研究思路。 对国外电影史研究成果从观念以及方法论层面加以借鉴显然十分必要。“把电影史看 成一个开放系统的历史”观念和“实在论”方法都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学理 上的支持，然而中国电影史研究自身的特殊处境和中国电影历史无可替代的民族(国别) 特性，又要求中国电影史研究应确立立足自身实际的研究与史述策略。就新世纪以来中 国电影史研究的状况来看，注目于开放的电影观念下“总体史”(陆弘石语)(注：“总 体史”即指综合形态的电影史。)的研究和史述实践是十分务实的选择。之所以确认“ 总体史”这一整合体例，而不推崇美学史、技术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社区史，个 例研究)的四范畴(或多范畴)细分，一方面是出于电影历史原貌本身就是一种整合形态 的直观认识，“四范畴”或多范畴细分从专门史角度实施的肢解和割裂，在谋求更清晰 地说明某一层面发展演变状况的同时，势必会弱化和歪曲“整体联动机制”的历史性效 应。另一方面“总体史”体例是国别电影史研究和史述的一个基础性台基，只有在扎实 的“总体史”史述基础之上，类如美学史、摄影史、表演史、录音史的专门史述，才会 有牢靠的层级关系。同时电影史又是电影学基础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备的、整 合形态的电影史述是基本知识系统面向非专业人群应有的形制。特别时值是目前电影电 视教育正大举进入高校之际(注：参见周星《21世纪艺术教育格局中的影视教育发展分 析》，《电影艺术》2004年第5期。)，作为影视(教育)学科基础骨干课程的“中国电影 史”，使用的仍然是五花八门的“自编教材”，或仅为一家之言、存在明显知识缺陷的 “中国电影史”教材。因此，“总体史”的史述实践和基于“总体史”流程中相关史学 问题的研究，应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和史述领域当前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