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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西影峰值时期，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芦苇给西部片总结出了一个套路：外来的，具有超常本领的英雄，来到小镇；小镇上有邪恶势力，而人民无力反抗；英雄与邪恶发生冲突，较量，英雄受难，战胜，离开。 1958年，大雁塔东边300米处，在一拨来自长影的骨干的努力下，西影诞生。按国家要求，该厂以故事片生产为主，年产量八至十部。计划经济时代，片子自然是统购统销。“文革”之前的西影，《天山红花》和《桃花扇》值得记忆。 “文革”时期没什么好说的，现在人们把那个时期拍摄的片子称为“帮片”，也就是“四人帮的片子”。西安人说，谁犯了交规，不用罚款，让他看几遍《渭水新歌》，料他绝不敢再犯。 “文革”结束后，《生活的颤音》、《第十个弹孔》给西影挣来了口碑。《生活的颤音》是吴天明与滕文骥联合执导的，但此时西影厂在全国电影界的地位，当属靠后。 吴天明1960年进入西影，先当演员，后当导演。《生活的颤音》和《没有航标的河流》显示，此人具有超常的本领。1983年10月，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 吴天明上任伊始，电影界百花齐放。吴天明之所以能够折腾出名堂，是因为他能够把墙外红杏揽入自家花园。 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吴子牛导演的《喋血黑谷》、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札撒》……这些具有强烈出墙精神的红杏，最初都开在西影墙外。 吴天明瞄准红杏，其杀手锏就是“不搞论资排辈，谁能干谁上”。1985年吴天明第一次见到年轻的张艺谋，随后就安排其任自己导演的电影《老井》主角，不仅如此，张艺谋的前妻还被安排进西影工作，又分给他们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纷纷投靠，西影本土的黄建新、周晓文等人也豪情陡升。一时间“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当时的西影招待所经常人满为患，乃至为扩大接待能力建了一个大酒楼。 西影门下英雄纷纷发力，“第五代导演”群体浮出了水面。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田壮壮的《盗马贼》等电影好评如潮；《野山》、《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接连获得国内外的电影大奖。 巅峰之巅，则是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1975年进入西影之后，美工芦苇一直是个小人物。在“吴时代”，这种小人物也有了出头之日。1986年，芦苇的十年至交周晓文委托他创作剧本，1987年《最后的疯狂》得了金鸡奖，还为西影挣了200多万。 芦苇有机会见到了吴天明，这是一个听起来很不符合财务规定的故事。 “当时我还不认识吴天明呢。有一天人说吴厂长找我，我就去了。吴天明开门见山就说，你想当导演也可以，想当编剧也可以。我没想到吴厂长这么信任我，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就一个劲地谢谢谢谢……后来我提出了想拍中国的西部片，想下去找素材。吴天明说，你爱去哪去哪，只要你能把素材搞回来。然后办公桌一拉，‘啪’就给了我1000元钱还是500元钱，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一叠钱。”芦苇说。 第一次见面，回来兜里有了一叠钱，还有一个汽车气囊一样瞬间膨胀的梦，芦苇高兴啊。揣着这叠钱，芦苇跑到了甘肃乡下，后来他编剧《黄河谣》就出自这次体验。 很显然，口述史中的吴天明是个英雄。诸如此类的细节传说不胜枚举，吴天明怎么在会上骂人，怎么跑到厂子后面大哭，等等。 在那个时候，拿着西影的工作证，就像拿着尚方宝剑，自信满满，得意洋洋。然而收入也就那么回事：1987年《最后的疯狂》为厂里挣了200多万，编剧芦苇获重奖数百元。 “后来我写的剧本《黄河谣》得了奖，我分到手是280元钱，这就不错了。七十年代末，外出拍片的补贴是一天3角，艰苦地方5角钱，高原8角钱。”芦苇说。 吴天明时代，电影挣钱问题开始引起思考，但并未引起忧虑。《东陵大盗》、《黄河大侠》、《大刀王五》、《疯狂的代价》都挣到了钱，吴天明自然高兴。 1988年左右，西影以外的几家电影制片厂出现严重负债，“娱乐片”的创作开始受到重视。芦苇想做西部片，也有经济效益的考虑。 “中国西部片”的概念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此后芦苇开始以美国西部片的叙述方法为蓝本，思索中国西部片的脉络。 被视为中国西部片样本的《双旗镇刀客》，最初的故事梗概就是芦苇写的。1989年，何平拿来一部名为《大漠落日》的剧本让芦苇提意见。芦苇认为不好，剧本没人物，也没故事。“我说我来写。就用了一个晚上，把《双旗镇刀客》的故事梗概拿出来了。后来我出去拍短片，《双旗镇刀客》的编剧就换成杨争光了。”芦苇说。 1990年《双旗镇刀客》出笼——这部片子是“中国西部片”的开始，却是“吴时代”激情的余波。 1989年之后，“刀客”吴天明离开了西影这座“双旗镇”。至今芦苇还在为西部片的梦想遗憾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