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饶有意味的错位 建国初期十七年表现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即所谓“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热，方兴未艾，《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等已经播出，还有一批剧目在制作过程中。做出这种选择，有着各种现实的形势制约和利益考虑，比如说，清官戏充斥荧屏所招致的批评和限制，当代生活题材创作在选材和吸引观众眼球上的种种困惑，以及表现红色历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长征》等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其潜在价值也被人们认可和看重。然而，就已经播出的作品而言，这类改编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剧目如《林海雪原》，还遭到观众和杨子荣亲属的强烈批评。影视剧的制作者本来希望，能够借助于共和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这些作品的熟悉和追忆，讨巧卖乖，赢得广泛的观众和较高的收视率，但是，对于如何唤起观众的情感记忆，其敏感点何在，制作者们却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产生了某种有意味的错位。 这样的尴尬是从影视剧制作上表现出来的，而问题却未必应当向影视界去追索。影视剧制作者遭遇的难题，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与“红色经典”受到社会青睐相应和的是，对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通称为“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相关论著日渐增多。研究者的初衷是以当下的学术眼光为这些作品重新定位，发掘这些作品的内在蕴涵。但是，在怎样给这些作品定位的问题上，他们却始终有些犹疑不定，左右为难。新潮激荡的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架构，影响乃至改变了其后学界研究的思路和进程。但是，在他们以“启蒙现代性”为主题词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描述中，却有意无意地用新的一元论定式取代先前的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主题词的文学视野。“目前的基本构想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注：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2页。）在这样的宏观概括中，充满了历史新生和胜利欢乐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特征的新中国初期十七年文学，显然是被遮蔽了的，是无法整合进去的。21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批学者撰写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采用的是“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可以说是与当年的钱理群等人恰成对照（注：“启蒙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是近年思想界和文学研究界的关键词。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所作的简略检索，近年来以“现代性”及其相关问题作主题词的硕士、博士论文有60余部，同类型的出版物则多达近200种。关于这两个词汇的相关阐释，参见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导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但是，关于“红色经典”的问题，他们同样感到棘手。该书主编陈晓明将“十七年文学”融进了他所描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不断激进化、不断通过断裂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过程，以保持文学进程的连续性：“中国现代性一直是以断裂的方式展开，这些断裂给社会的组织结构、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都产生剧烈的冲击。”“在现代性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的中国文学始终是激进变革的先驱，它既是一面镜子，更是历史最内在的躁动不安的那种精神和情绪。在那些剧烈的变革时期，在那些猛然发生的历史断裂过程中，文学都在扮演一种推波助澜的角色。”（注：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第12页。）在这样的描述中，对“十七年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关系，是以不断断裂和激进化之轮廓加以整合的，但是，在具体论及“红色经典”的代表作《红旗谱》时，作者却以作品中阶级斗争状态并不尖锐和人际关系描写的人性化、乡土情怀的抒情性为例证，从“非激进化”的意义上为作品遭到的“非文学化”的指责进行辩解。从1985年至今，时间过去近二十年，学术视野和理论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以“红色经典”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上，却仍然难以给出明确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具体作品的再解读上，从陈思和标举的“潜写作”和“民间”视角，到黄子平拆解的“革命”、“历史”、“小说”，从境外的唐小兵，到内地的李杨、蓝爱国，都在做出积极的努力，揭示那些被誉为“红色经典”的作品的渊源流变和被人们所忽略的某些蕴涵（注：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版；黄子平《灰阑中的叙事》，上海三联书店2000版；董之林《追忆燃情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版；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版；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但是，无论是借助于所谓“大传统”、“小传统”的区分，还是采用一种反思革命乃至追溯革命的态度，无论是使用阐释学的方式，还是接受福柯后结构理论的影响，在边缘处求索、发掘曾经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某些元素，这些再解读在关注文本自身的时候，对将作品还原于当时的社会语境和文学潮流，对作品的主导倾向的确证，却大都有所忽略，因而也存在明显的缺失。 如陈晓明所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它与革命历史、社会现实和众多读者的期待心理的相互激荡。这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生产的规定性。离开了这一点，对“红色经典”的再解读（许多时候会导致过度阐释），以及通过当下的影视手段，试图在作品和观众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互动关系，激起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呼应，恐怕难以实现。要想高屋建瓴地评价“红色经典”，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尚且如此困窘，我们的影视作品又如何能揭开个中之谜？与之相关联，我们如何去认识“红色经典”在美学风貌和艺术风格上的独特的规定性？在此，笔者试图廓清一些问题，为逼近和解决问题的核心做一些外围清理工作。 二、现代史诗品格的建构 重新评价“红色经典”，首先需要确认其创建现代史诗品格的艺术范式的成就。 新中国的建立，新时代的展开，对文学反映迅速变化的新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主义开创阶段的社会现实，从文学样式到语言风格，都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和继承。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直是在艰难的探索和积极的进取中进行的。换言之，它是从寻找范式、建立范式到拒绝和放弃范式、进而寻找新范式的过程。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论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形成时指出：一个时代的文学也好，一种文学类型、一部作品也好，都取决于三个互相联系、共同作用的因素，即作家的个性、最广义的现实性（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以及艺术传统，三者有机地形成文学的结构。文学的发展，首先是文学结构的革新，“传统结构循序渐进的变化，最终不能产生新型文学作品。新型文学作品必以其全新的、完整的结构异军突起，在本质上与属于前一时期的作品迥然不同”（注：《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版，第120页。）。在我看来，普实克的这段话对文学范式的内涵作了较为明晰的规定，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因面对新的社会生活而探索新的文学范式所付出的艰辛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伴随着历史的跌宕起伏、潮流更替，中国当代文学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建立和更替种种范式。尽管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追求中，曾经有过种种挫折和失落，作家仍然以巨大的激情去寻求适应于时代的最佳范式。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繁弦急管式的变动，又催促着文学艺术范式的急剧变化。建国初期的“现代史诗”和“乡村喜剧”，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都是其典型的表现。时至今日，这种创建新范式的努力和渴求，似乎不那么强烈了，但是“家族史小说”、“官场小说”、“情感婚恋小说”、“青春叛逆小说”等，仍然可以看到各自所遵循的范式的存在（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范式兴衰更替的详尽分析，参见笔者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