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部中国电影史，你会惊奇地发现，偏于东南海隅的古城宁波，似乎与电影有前定的情缘，在中国电影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和转型时期，宁波籍电影家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开拓性作用，引人注目地创造了中国电影十几个“第一”。其中有电影编导张石川、袁牧之、应云卫、林杉、桑弧、干学伟、张鑫炎、张子恩，电影事业家邵氏兄弟、徐桑楚，电影技术家郑崇兰、林圣清，还有一大批名演员如乔奇、韩非、张翼、舒适、白穆、陈思思、王丹凤、王志文、张小磊、陈肖依、洪金宝、周星驰……，总共有120多位宁波籍电影名人，这些电影家，有的出生于宁波，家乡将他们哺育长大；有的原籍为宁波，与故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之际，电影界评出任景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袁牧之五位影坛领袖人物，其中宁波人袁牧之也榜上赫然有名。看来，像宁波这样与中国电影有着如此深厚情缘的城市，恐怕在全国找不出几个，如将他们与著名的“宁波商帮”一样，戏称为“电影宁波帮”也不为过。这个现象，自2001年在宁波举行第10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以后，就引起了电影界的广泛注意，以至成为研究的课题。原中央电影局局长、已故的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长陈播老前辈，在参加了2001年的金鸡百花节之后，曾建议宁波当地能成立研究宁波籍电影人历史功绩的小组，以宣传宁波电影人对中国电影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确实，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上，“电影宁波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有现象。 那么，宁波籍电影家为何能以独具的文化品质，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合力，从而形成了一股冲击波，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呢？追根溯源，浙东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渊源关系应该是其内源性的文化动因，其主要特点表现在敢于领先天下、勇于流动开放、善于把握机遇三个方面。 浙东文化为宁波籍电影家提供了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元素，也造就了他们勇于创造、敢为天下先的独特文化性格。 浙东文化以其“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开拓创新”的文化精髓，对生活在这个区域中的人的文化性格、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浙东重镇，具有7000年河姆渡文化深厚底蕴的宁波，其文化更是独具气质：既有理论建设的勇气，又有敢于实践的品质；既立足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具有历史的批判性，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宁波自宋明以来，可谓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其学术文化至少有三次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心学大师王阳明、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曾主导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潮流，其影响遍及海内外。王阳明、黄宗羲都是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理论大师，他们的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总体上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先进性，而且在近现代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和“无君之君”的体制构想，不仅适应新的生产关系，而且对维新改良甚至“五四运动”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的“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思想更是对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宁波先贤的思想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宁波人，形成了宁波人“开拓、开放、开明”的文化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东文化精神，给宁波人提供了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元素，他们骨子里具有一种冒险精神，耻为人后，敢为天下先。宁波籍电影家汲取了浙东文化的精髓，对新文化有敏锐的感知力。当20世纪初，电影这一来自西方的最新艺术形式舶进上海之时，他们不仅接纳了这一新潮艺术，同时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率先抢滩，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当以张石川、应云卫、袁牧之最为突出。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拓荒者的张石川（1890—1953），这个14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闯荡的宁波人，首先打破了中国电影蛮荒时代的沉寂，开启了中国电影的拓荒时代，他创办的“明星”公司促使中国电影走进了默片时代的黄金岁月。他导演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成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与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一样永远被载入电影的史册。1923年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拍摄了《孤儿救祖记》，使中国电影实现了从短故事片向长故事片的过渡；这部影片的另一重大意义还在于它大大刺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发展，它的问世使国产片获得了足够的市场和舆论信誉，中国电影进入了第一个高潮，1926年在上海一地有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过影片，电影界生机勃勃、热闹非凡。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在中国电影处于探索并重大转型时期，又有两位宁波人应云卫（1904—1967）、袁牧之（1909—1978）脱颖而出，使中国电影有了重大突破。应云卫导演、袁牧之编剧并主演的《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用有声电影手法拍摄的影片，音响第一次成为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如主人公陶建平在工厂做工时的机器声响，他抱着婴儿送到育婴堂去时的狂风暴雨声及婴儿啼哭声，都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图解作用，增加了特定情景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特别是在片尾，当陶建平被执行枪决时，沉重的脚步声和铁链声，行刑时的枪声，以及画外的《毕业歌》声，通过音响、歌唱和画面的结合，影片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因此《桃李劫》称得上是中国有声电影的里程碑，从此有声电影走向成熟。而袁牧之编、导、演的《都市风光》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讽刺喜剧故事片，对讽刺喜剧电影作了全面的探索和尝试，它对中国电影的意义主要在于音乐第一次在影片中成为艺术表现手段，音乐与画面的完美结合，不仅使情绪和节奏完全一致，而且在揭示思想含义方面也起到了互为补充的作用，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更是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最高典范，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享誉海内外。影片表现的是上海底层平民的生存状态，以喜剧手法处理穷苦人民不幸生活的悲剧性内容，既饱含着眼泪与辛酸，又充满了欢乐和嘲笑，整部影片明快、诙谐、隽永、充满了对生活的信心，其悲喜交集的情境及其整体的表现风格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路天使》电影语言的运用，也堪称一流，流畅生动，摄影机运动活泼，画面镜头鲜活可感。影片中的主题歌《四季歌》、《天涯歌女》早已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电影歌曲。《马路天使》受到了世界一些著名电影史学家和影评家的高度赞赏，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不无惊叹地赞道：“中国影片《马路天使》堪称是一个奇迹，它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竟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的要早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想见，30年代中国的这部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影响该有多么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