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图像文化的迅猛发展，根基于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生理和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发展而必需获取的外界信息，80％来自视觉器官。这种视觉优先的原则，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制约，以及智力和思维能力的低下，当然只能以极其原始的形态（如洞窟壁画、简单的彩陶绘画等）给以满足。近代工业技术革命所开创的机械时代和现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时代，为视觉文化的大规模复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后现代文化思潮，以消解理性、意义与深度的文化观念，与新技术机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把图像文化推到当代文化结构的中心位置。正确认识这个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仅就人们有所忽视的图像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当代图像文化的代表无疑是影视文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影视的生产方式不是一种“个体写作”，而是由多种专业艺术与技术人员集体合作，经过一系列的机械或电子工艺流程而最终完成的，这就使得影视制作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产业文化形态。其它种类的图像文化，如杂志的封面、书报的插图等，设计文稿虽然是由个人完成的，但它们的最终完成仍然需要多方面的社会生产力量，显然，这一切都是古典时代的个人写作——写诗作画，所无法比拟的。 以影视为主体的图像文化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关系的密不可分，其意义突出地表现在，它创造了一个当代大众消费群体及其文化观念。因为正是这个群体及其观念，才能为这种产业化生产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只有“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生产才能以不断再生产的形式维系它的持续性发展。[1]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的变化，不难看到这种影响。农业文明时期，手工的、灵性的和个人化的生产方式，使高雅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都只能局囿于上层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与少量的俗文化相伴为生。而当代以图像文化为主要形态的大众文化，却使这种雅俗二元对立的界限荡然无存，它把文化信息平等地提供给全体社会成员。只要你愿意打开电视机或走进影院，就可能享受到国内外一流艺术家的精彩表演，观看到异国最卖座的影视巨片。在文化和艺术民主化的历史进程中，以影视为主体的图像文化之所以能立下无可替代的突出功勋，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大规模的消费群体中，通过直接或间接收取享用图像产品所必需支付的费用，获得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与图像符号有着天然的直观性和通俗性，或者说与广大普通消费群体的接受能力、文化趣味的“近亲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阿诺德·豪泽尔在谈到电影与消费者的关系时曾说：“电影可以说是一种能适合大众需要的，无须花多大气力的娱乐媒介。因此，人们称电影为‘给那些没有阅读能力的人阅读的关于生活的连环图画’。”[2]电影文本符号的通俗性、直观性，是电视能成为家庭不同文化基础的成员共享的文化产品，甚至整个国家全体公民共读的“连环图画”的根本原因。 当代图像文化不仅促成了大众文化的勃兴，而且促成了生产型文化向消费型文化的转化。在传统文化中，生产主体往往以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居于生产的中心和支配地位，他们以自己的审美意识引导并改造着受众的审美趣味，甚至可以无视受众的审美趣味，独奏“阳春白雪”之曲，传统文化雅俗泾渭分明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此。而以图像文化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崛起，逐步改变着这种状况：巨大的消费群体可以以各种方式，如是否购票观看演出、是否观看某类电视节目等，迫使生产主体把受众视为上帝，按其意愿进行生产。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如《黄土地》、《盗马贼》、《猎场扎撒》等影片上映时，有些影院就因无人购票而不得不停映；许多电视栏目也因收视率极低而不得不改版，而深受大众欢迎的节目，如一些港台片、外国片和娱乐游戏片，却因极受欢迎而长播不衰。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图像文化生产方式的制约，生产主体的地位明显下降，而消费主体的地位却在与日俱升，生产型的文化已经让位于消费型的文化。这种变迁对于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推进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可能丧失创作主体的个性意识，甚至造成“媚俗”。 二 考察人类文化传播方式的演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传播手段和传播信息存在形式的不断“游离化”。在言语传播时期，人类依靠自我的身体（声音以及辅助声音的表情、动作）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与之相对应的是信息的存在形式具有“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吉登斯语），即信息存在离不开交流者和交流的特定时间与地点。这种传播方式虽具有真实亲切的长处，但却因传播手段与时空的有限性，极大地阻碍了信息传播的范围与规模。文字发明以后，虽然传播手段摆脱了人体的局限性，也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存在的时空有限性，但由于文字的载体（石头、金属、竹帛等）以及运输工具、交通路况的落后等原因，传播手段与信息存在形式游离化的程度仍然不高。只有到了近现代以来，由于信息的机械或电子复制，以及电视、电脑、电信的一体化，才使传播手段与信息存在的时空形式，真正实现了高度的游离化。 这种演变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首先是信息量令人惊异地巨幅增殖着。无论是机械复制还是电子传输，都因现代科技的魔力使当今世界成为一个以图像信息为主体的所谓“信息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其次是图像信息传播速度的迅捷。因为有了电子媒介，“新闻开始绕地球传播，在月亮和地球之间，传播速度达到光速”。[3]就是说，图像信息借助电波的运动每秒可达30万公里，即每秒可绕地球七周半。这就意味着，由卫星通讯设备连接的个人或家庭电脑和电视，它们所传播的图像信息，虽然与信息源可能相隔万里，但却可以让人们如同在当时当地一样迅疾收到，使接受者恍若都生活在同一时空里。再次是图像信息传播的远距化，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生的事情，或者此岸中国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借助卫星电视和互联网，迅疾同时地被人们所了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加拿大史学家麦克鲁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