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 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左翼文艺工作者和电影界进步人士在电影界 发动起来的。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 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战，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大大传播了中共的意识主 张，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推动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显示了中共夺取新的文化阵地 的力量。 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市场，外国片以及国产的古装、武侠、神怪、言情等低俗影 片泛滥成灾。对于此种现象，文化界进步人士早有批评。1930年1月，鲁迅就指出：“ 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 。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1]瞿秋白则抨击诸如《火 烧红莲寺》之类的“影戏”，认为在其“意识形态”里，“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魔 和‘小菜场上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2] 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提出了“站在无产 阶级的解放战争的战线上”的文学主张。同年8月，以艺术剧社和南国剧社为中心，有 “辛酉”、“大夏”、“摩登”、“戏剧协社”、“光明”等戏剧团体参加，组成了中 国左翼剧团联盟。1931年1月，由于南国剧社和艺术剧社先后被封，左翼剧团联盟又改 组为个人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或“左翼剧联”)。 “左联”和“剧联”成立后，其领导成员将电影视为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对其十分关注。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艺为大众服务”任务，批判 列强的电影侵略及中国电影的黑暗现状，开辟自己新的文化阵地，1931年9月，“剧联 ”通过的《最近行动纲领》规定，“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材 ，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同时，为准备并发动中国电影界的‘普罗·机诺 ’运动与布尔乔亚及封建的倾向斗争，对于现阶段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加以批判与清算的 必要”。[3]《最近行动纲领》规划了左翼电影运动的战斗方向，它所规定的方针、任 务及策略方法，在以后开展的左翼电影运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和实现，吹响了党 领导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向电影阵地进军的号角。 1932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正式建立了党的电影小组，由瞿秋白直接领导，夏衍等 人具体主持，逐步开展工作。他们很快就为进步电影制定了基础方案：“一、通过当时 在报刊上已有的戏剧评论队伍，把重点逐渐转到电影批评”；“二、把当时在话剧界已 经初露头角的、有进步思想的导演、演员，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进电影界去，培养新 人，扩大阵地”；“三、翻译和介绍外国(在当时主要是苏联)进步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学 剧本，来提高我们的思想艺术水平”。[4]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大大促进了中国人 民民族意识的觉醒，观众对电影界的黑暗状况感到不满，向其提出了“猛醒救国”的劝 告。制作具有现实生活内容和进步思想意识的充满时代精神的影片，一时成为各电影公 司所追求的目标指向。这就为中共的电影小组入驻电影界、从事剧本创作和输入电影人 才提供了时机。 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的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均表现出转变方针的积极态度， 首先聘请左翼文艺工作者参加其公司的创作。张石川说：“这过去的时代除了给我以懊 恼的想忆之外是不能再给我以些微的满足了。——实在，到一个新的思想之获得，到一 个新的时代之到临，这样的转变的确并不是投机而有着它的必然性的”。[5]明星公司 公开宣告：“时代的轮轴是不断的向前推进，电影艺术界不能抓住时代，于新文化之发 展有所贡献，必然为时代所抛弃。”[6]与方针的转变相适应，“明星”在组织上采取 了一些革新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成立编剧委员会，负责电影剧本的创作和修改 。这五人当中，郑正秋、洪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人士，其余三人则是中共派驻电影界的 主要成员。这对于保证电影的进步思想内容起着先天孕育的作用。 素有“新派”之称的联华公司，此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司老板罗明佑提出了“挽 救国片、宣扬国粹、提倡国业、服务国家”的“四国主义”的制片口号，这个口号带有 明显的为官方提倡的“教育电影”服务的色彩，遭到进步人士的抵制。当时，左翼人士 阳翰笙、聂耳等参加了“联华”，孙瑜、蔡楚生等爱国电影工作者都有着共同的进步要 求。阳翰笙指出，“‘联华’的‘四国主义’，其实是‘死国主义’和‘锁国主义’” 。[7]以聂耳为首的“联华同人会”召开“联华”职工大会，对“四国主义”提出抗议 和批评，再加上其它原因，罗明佑不得不宣布取消“四国主义”口号，重新恢复“提倡 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老口号。“四国主义”口号的提出和取消， 是“联华”内部两种政治势力分歧的一种表现，反映了“联华”进步力量的优势和胜利 。 一向以商业利益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天一公司，这时也发生了转变。“天一”先后聘请 左翼文艺工作者许幸之、沈西苓、司徒慧敏、田方等到公司担任电影工作。在题材上， 转入到社会现实意义影片的摄制。他们意识到，“一·二八”的炮火“使得中国人民进 一步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要求得中国民族的生存，只有我们大众坚决地 一致地来参加反帝的阵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文化运动之一员的中国电影，自 从受了这次创深痛巨的教训，已获得了一条新路线”。[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