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够象电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们的情感，深入 我们的灵魂。” ——[瑞典]英格玛·伯格曼(1987) “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电影。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堕落中的世界来 说，这也许是最后一种重要的抵抗形式了。” ——[希腊]赛奥佐罗斯·安哲普洛斯(1992) 一、建构文化史 尽管有关“文化”的定义形形色色，但不断建构中的“文化”概念始终与“人”的内 涵联系在一起。在《人论》(1944)一书中，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曾经描述过一种以人类文化为依据的人的定义，而由语言、神话 、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人性”圆周的各个扇面整合而成的卡西尔文化哲学体系 ，最终展现出一部人类精神文化成长的史诗。(注：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 及其中译本“序”，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同样，在《文化的观念》(20 00)一书里，英国学者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也强调文化是一种在我 们每个人身上起作用的“普遍的主体性”，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 度上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感情、关系、记忆、亲情、地位、社群、情感满足、智 力享乐以及一种终极意义感，所有这些都比人权宪章或贸易协定离我们大多数人更近， 因此，“文化所做的就是，从我们宗派主义的政治自我中蒸馏出我们共同的人性，从理 性中赎回精神，从永恒中获取暂时性，从多样性中采集一致性。文化既意味着一种自我 区分，又意味着一种自我治疗。通过这种治疗，我们倔强、世俗的自我不是遭到了废除 ，而是被一种更为理想形式的人性从内部改善。”(注：[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 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人类精神和理想人性的文化 观念，是笔者理解“文化”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在西方思想界，从18世纪中叶开始，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便次第展开。法国启蒙运动 大师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1756)一书中提出了撰 写“文化史”的必要性；19世纪中期，以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史运动，主张超越传统历史学仅仅局限于政 治军事史的窄狭的范围，将历史的领域扩大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期的文化》(1860)一书里，布克哈特从“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个人的发 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社交与节日庆典”以及“ 道德和宗教”等六个方面，展示出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特点，成为一百多年来文化史研究最精微、最深刻的著作之一。(注：参见[瑞士]雅各 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及其“中译本序言”，何新译，商务印书 馆1979年版。)而詹姆斯·哈威·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倡导的 美国“新史学派”，更认为“历史是关于重新研究过去文明和关于现代文化起源的科学 ”，并明确表示：“任何单独一类历史事件，都不足以构成全面组织人类文化进化史的 骨架，政治事件尤其是不适用。随着文化史与制度史的出现，不但是以前的按照政治分 成段落的历史，而且连传统的民族历史和历史年代学，全都要被人遗忘。”(注：[美] 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5—206页 。)在这里，文化史的概念及其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不仅如此，当今世界影响 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法国年鉴学派，也倾向于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 这种“总体历史”观和被该学派集大成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 985)称之为“长时段”历史的理论，力图抓住某个问题或某个时期深藏的脉络，并将其 重新安排在“当时的经济气候”、“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相互状况”以及“文化的分量” 里。(注：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及其 “中译本序(布罗代尔夫人作)”，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可以 看出，年鉴学派的历史撰述，实际上也是文化史的杰出实践。 令人神往的地方在于：无论雅各布·布克哈特、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还是费尔南 ·布罗代尔，都以灵动飞扬的生命感悟体验着浩渺无穷的历史时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 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与沉闷窒息的理性带给历史话语的深重羁绊，走向一种以人为本，并 以人类精神和理想人性的文化观念为出发点和目的地的、广博精深的人类文化史体系。 正是在欧美史学理论尤其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也在 不断突破传统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藩篱，在社会史、经济史、民俗史、婚姻史、 疾病史、城市史、思想史以至文学史、艺术史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整合各类 史观和史述的过程中凸现文化史的大致格局。然而，正如研究者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思路仍浓缩着近百年来针对中国内部变革与西方文化影响之关系 的学术义理，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理解，往往容易采取某种简单认同的姿态，这 就导致中国学者的文化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的 注脚，远未形成一种具有“本土解释”和“反思能力”的有效性框架。(注：参见杨念 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 页。) 确实，问题的关键不在文化史观念与转型期中国史学的深刻联系，也不在丰厚细密的 史料整理与庞大杂糅的历史撰述的可行性与可信性，而在文化史学者内在的理论素养缺 乏反省迂阔的宏大理论和琐屑的经验研究、建构一种“中间层面理论”的学术能力。“ 中层理论”(或译“中距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提出归功于美国社会学家罗 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1910—)。按罗伯特·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1 957)一书中的观点，“中层理论”居于狭隘的“专门理论”与宏大的“总体理论”之间 ，前者零碎和不系统，对知识体系的发展作用甚微；后者醉心于无所不包的概念范畴， 对知识体系的发展更是徒劳无功。“中层理论”与经验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建立 在抽象程度较低的基础上，有助于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得到澄清、阐明和表述。( 注：参见[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 987年版，第105—123页。)显然，“中层理论”不仅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 且是文化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理论资源。对于笔者而言，“中层理论”的文化史研究， 不仅宣告了玄想空谈或细碎琐屑文化史的悬置，而且意味着文化史与“普遍的主体性” 亦即人类精神和理想人性的有效联通，为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更为厚实、牢固的基 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