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蛰伏的力量 从对“纪录片”这个概念有了自觉的意识，到此后陆续收获的一批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非常突出的优秀作品，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在1994年掀起了第一次高潮，而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成了它蓬勃生长的温床 1994年，这是让任何痴迷影像的人动情怀念的一年。 就故事片来说，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都能从这一年里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品：《低俗小说》、《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这个杀手不太冷》、《红色》、《狮子王》、《变相怪杰》、《子弹飞过百老汇》、《暴雨将至》、《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4年，中国的纪录片也是热气腾腾。即便是现在翻阅往事，我们还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当年纪录片人的那股劲头，一大群人都在为纪录片这个概念而亢奋：张元和段锦川拍摄了《广场》；李红端出了《回到凤凰桥》；陈晓卿刚离开“远在北京的家”去广西拍《龙脊》；王海兵在拍《回家》；蒋樾在制作《彼岸》；胡杰在“体验”《圆明园的画家生活》；时间、孙曾田等已经名声在外的电视人在为纪录片四处张罗；而刚开播一年的“纪录片编辑室”和“生活空间”风头正劲，创下36%的收视率，比当时的电视剧都火爆。 那时候的纪录片人，差不多都是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于七八十年代，他们需要为激情寻找一个释放的出口，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纪录片作为自己的表达工具。他们或是专业人士，或从事与影像相关的职业，或是对影像制作具有浓厚的兴趣，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较早接触国外纪录片的一批人。除了肯定这批人为中国纪录片做出的贡献之外，国外纪录片对中国纪录片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如果说吴文光早年拍《流浪北京》的时候，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拍纪录片的话，那么到1994年，大家都知道纪录片为何物了。即便大家对纪录片的认识存在差异，至少“纪录片”这个概念已经在中国流传开来，并逐渐深入人心。1994年之后，这批纪录片人都继续埋头干活，中国纪录片保持着升温势头，两年后陆续收获的《八廓南街16号》、《神鹿啊，神鹿》、《舟舟的世界》、《阴阳》、《三节草》、《钉子户》、《空山》等作品，无论从思想的深度还是艺术的成熟度上，都表现出冬眠蛰伏后的力量。 1994年迎来的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决非偶然。纪录的力量来自于对社会进程的积极参与，纪录片发展繁盛的时代，大都是社会变革如火如荼的时候。当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不以年计，而以月计的时候，纪录片便有了蓬勃生长的温床。与故事片走向世界的步伐相比，纪录片无疑迟缓了几年。但纪录片对现实气氛更加敏感，表现得更为真切，因此这些作品一出现，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同时，中国纪录片最初的发展与电视媒介的自身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电视媒介为纪录片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纪录片的“灶火”能如此旺盛，除了优秀作品在“添煤加炭”之外，跟一批纪录片栏目的推出也不无关系。当时的电视节目并不丰富，当人们发现在电视上还能看到身边的人和真实的故事时，他们对纪录片产生浓厚兴趣也就不难理解了。想想即便是在电视节目极度丰富的现在，一个山村老太突然在荧屏上看到自己的一段录像，肯定觉得比电视剧更有吸引力。当年的电视纪录片，或许就是山村老太的第一段影像记录。让观众投出第一瞥注意的目光很容易，但要永远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则是摆在纪录片人面前的一个新的难题。 2004：游荡的“拾荒者” 如今的纪录片格局已经模糊不清了，纪录片制作者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2004年，纪录片又回到了电影院。虽然纪录片栏目的生存大多步履维艰，但重要的纪录作品依然以各种渠道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瓦尔特·本雅明在他卓越的研究中发现了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拾荒者”的形象，并且不无郑重地将这个形象推荐给他的时代时，他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发现简直就是关于在一个新型而漫长的时代中文学及作家命运的不朽预言。这个预言同样是留给今天纪录片人的。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形象就是在历史进入工业文明和商品社会之际被命名的，纪录片人面临着同样的“历史性的尴尬”。 如今的纪录片格局已经模糊不清了，尽管很多人都在讨论纪录片，但彼此所谈论的“纪录片”可能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分化其实由来已久，纪录片制作者从来都不是单一人群，人们也从来没有对纪录片达成什么共识，只不过现在这种分化更加明显罢了。 纪录片创作没法成群结伙，没有人能振臂一呼带着一帮人杀出一条路来，也不再有人愿意被一阵风牵着鼻子走。上个世纪所谓的“纪录片运动”，早已因为艺术分歧和个人道路差异而分崩离析，这个世纪初成立的“DV纪录小组”更没成什么气候。 纪录片制作者间差异越来越明显。一些电影导演往往随着机遇和兴趣，在纪录片和故事片中来回穿梭，除了施润玖2003年做出《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之外，曾经拍过纪录片的张元、宁瀛、贾樟柯最近又重返纪录片创作。几年前为大家所熟知的纪录片导演，有一部分人还挺立在拍片一线，但像张以庆这样用新作《幼儿园》让我们知道其艺术生 命还在上升的导演已经不多见了，一部分人几乎不扛机器、不进机房，但名字总是出现 在栏目的片尾字幕上。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宠物猫一样满身是贵族的雍容，但已体 验不到抓老鼠的乐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是，DV催生出一批“草根英雄”，他们的力量来自于自己的信仰和生活环境，以《铁西区》扬名世界的王兵就是一例。还有一批人被组成“集团军”集体作战，但这种成群结伙不是要搞什么电影运动，倡导什么艺术观念，而是组成一台巨型制片机器，为电视台源源不断地生产商业电视节目，这种作业方式符合商业运营规律，也为纪录片发展提供了一道出口。但纪录片的未来无疑不能寄托在这一条通道上。 纪录片栏目也是分化严重，几家欢乐几家愁。主要播放DV纪录片的凤凰卫视栏目“DV新世代”，因为苦撑两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广告，2004年不顾自食老总之言而宣告解体(刘长乐曾公开宣称该栏目将随凤凰卫视一起存亡)，而同在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却生长势态良好。纪录片栏目似乎总是这样：要么新生，要么死亡，不变则步履踉跄。 长寿的“纪录片编辑室”早已风光不如当年，收视率跌至7%—8%，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还算过得去。“纪录片”改名“见证”后最大的动作是推出“时间的重量”，该系列节目以回访为主要形式，挖纪录片的老底，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重要纪录作品进行了一次集中回顾，这一巧妙的制作策略背后，已经隐隐透出纪录片的今天和未来并不美妙 。2004年9月，这个栏目又被调到子夜一点播出，在实行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的央视，这 无异于给《见证》提前指明了方向。北京台的《纪录》还在挣扎中瞻望，《纪事》算是 最挺的，但也是不断调整变化才得以维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