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运动是指1982—1986年，一些中青年导演互相支持，拍摄了一批在内容和 形式上与当时台湾的主流电影不同的影片，形成了某种革新的气象，并一度在影评人和 部分观众中受到肯定，推动了台湾电影在一定范围内逐渐与旧的制作理念、旧的生产模 式、旧的题材与类型、旧的电影语言等分道扬镳，从而加快了台湾电影的现代化进程的 一次革新运动。 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经过 1982年8月，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和张毅执导的剧情片《光阴的故事》在台湾全省 联映，标志着台湾新电影的滥觞。除了张艾嘉，《光阴的故事》没有起用大明星，是一 部低成本电影。该片的宣传计划“决定走极端，用很前卫的海报设计来吸引观众”，并 标榜为“中华民国二十年来第一部公开上映之艺术电影”。结果，这样的营销策略奏效 了，《光阴的故事》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在评论界也颇受赞扬。这令中影公司和不 少独立制片公司对年轻导演信心大增，纷纷起用新人来执导影片，推出了《小毕的故事 》(1983)和《海滩的一天》(1983)等片。《小毕的故事》由朱天文、侯孝贤等编剧，陈 坤厚执导，是纯粹的个体成长记忆，延续了李行电影对于中国式的人伦情感的表现，公 映后，在台北创造了久已未见的高票房，并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奖、西班牙 希洪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奖。 1983年，新电影中还有几部作品颇有影响，即《儿子的大玩偶》、《搭错车》和《风 柜来的人》。《儿子的大玩偶》是根据台湾作家黄春明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的三段集锦 式故事片，由侯孝贤、曾壮祥和万仁分别执导一段。其中万仁执导的《苹果的滋味》部 分，写贫穷的中国人阿发被美国上校格雷的小轿车撞断了双腿，格雷给了阿发一大笔美 元作为赔偿，并承诺将资助阿发的女儿去美国读书。片中，台湾的警察竟说阿发“运气 好，撞到格雷上校的车”；阿发的工头也对阿发羡慕不已，笑说他是为了得到一大笔美 元而故意去撞格雷的小轿车的；阿发在接受赔偿金时，连声对格雷说：“谢谢!谢谢!对 不起!对不起!”这里，肇事者与受害人的关系变成了施舍者与受惠者的关系，令人啼笑 皆非，也让人深思台湾与美国之间的畸形关系。众所周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 国开始每年经济援助台湾2000万美元。“美援”对台湾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同时也 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使台湾对美国产生了很强的依赖。《苹果的滋味》细腻而深刻 地展示了当时台湾人的崇美心理。 《儿子的大玩偶》拍完后，影评人协会有人匿名发黑函给有关单位，致使中影公司畏事而自行剪去了《苹果的滋味》中在美国国旗下躺着的被撞伤的中国人(阿发)的特写，以及阿发吃苹果时的表情等镜头。此事经记者揭发，在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焦雄屏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儿子的大玩偶》，指责当局有关部门和影评人协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削苹果事件”。该事件使一直对国片不太关心的台湾知识分子和大专学生反过来关心和支持国片了。结果，该片卖座超出预期，同时更吸引了文化界与舆论的一致注目，并被影评协会选为年度台湾十大名片之首。长期以来，由于港片压境、录像带泛滥以及滥制滥拍所造成的窒闷与堕落的气氛似乎一扫而空。有评论认为，该片“受到肯定，其实也正反映(台湾)舆论对过去人文电影的怀念，并肯定新电影企图追溯人文主义传 统的企图。”(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 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70页。) 1983年是新电影的一个高潮，也是新电影在商业上最风光的一年。一方面，公营和民营电影公司都大量采用新导演来拍片；另一方面，《小毕的故事》、《看海的日子》、《搭错车》、《海滩的一天》和《儿子的大玩偶》全部成为票房的优胜者。《搭错车》还在金马奖中获11项提名，创下金马奖提名的空前纪录。 1984年，新电影的影响开始辐射到岛外。是年3月，香港艺术中心与香港《电影双周刊 》主办了一个“台湾新电影选”的活动，展映了7部新电影作品，反响热烈。欧美影评 人和国际影展也开始重视新电影，纷纷赴台了解新电影的发展情况，并邀请台湾电影参 加国际影展。在台湾岛内，新的独立制片公司纷纷成立，且仍热衷于请新人执导影片。 受新电影的影响，一些资深导演也尝试着以比较写实的风格来拍片。这使新电影一度有 望与主流电影合流。可惜新电影在1984年卖座惨淡。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虽获法国 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但在台湾票房惨败。柯一正的《我爱玛莉》也并不卖座 。张毅的《玉卿嫂》拍摄过程一波三折，令片商对新导演望而却步。 1985年，新电影仍有作品问世。但随着绝大多数新电影票房的惨败，舆论界对新电影支持的热情也逐渐冷却。1985年8月29日，《民生报》发表《请不要“玩完”国片!》一文，说海外年轻观众认为《玉卿嫂》是“孤芳自赏”，“慢吞吞”、“闷煞人”，“叫好不叫座”，“要退票”。该文批评新电影远离观众，导致市场萎缩；进而要求台湾电影界和电影主管当局反省，否则，“岂不是把台湾的电影‘玩完’了?”该文立刻引发了关于新电影的一场论战，论题主要是“艺术与商业的矛盾”。这场论战被称为“玉卿嫂事件”。
